抗戰爆發後，散文和雜文仍然是進步作家常用的武器。黨在國統區創辦的《新華日報》，和當時重要文藝刊物如《抗戰文藝》、《文藝陣地》等，都經常發表雜文。在桂林還有以刊登雜文為主的《野草》月刊（夏衍、聶紺弩、秦似等編輯）。同時，政治性或學術性比較強的議論散文數量也不少。像郭沫若的《羽書集》、《今昔蒲劍》、《沸羹集》、《天地玄黃》等散文集中，就不僅有雜文，還有政治評論、文藝評論等，記錄了抗戰時期他在政治戰線、文化戰線上的戰績。針對國內外時事和各種社會現象，揭露或批判反動勢力，提出自己對時局的進步見解，幾乎是所有各家雜文的共同特點。
從抗日戰爭時期批判日本等國家的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罪行，揭露漢奸的醜惡嘴臉，抨擊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到解放戰爭時期配合國統區的民主運動，揭露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實行特務統治，揭示其必然滅亡的命運等等，涉及麵相當廣，可以說雜文裏振蕩著的始終是時代的頻率。雖因政治水平的差別，在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時，並不一定全都得體精當；但其總的方向是朝向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
郭沫若的議論散文中，常常包含作家對堅持抗戰和複興民族的廣闊、深宏的政治見解，也包含著淵博的文化學識和科學的精神。作為魯迅之後又一麵文化革命的旗幟，他的許多議論散文是文藝戰線上鬥爭的成果。這部分文字堅決與國民黨的法西斯文藝政策鬥爭，掃除文藝界各種錯誤思潮的迷霧，熱情評價解放區文藝，讓新的人民文藝的陽光照進國統區。像《新繆斯九神禮讚》、《斥反動文藝》諸文，都成為國統區思想戰線、文化戰線鬥爭的重要文獻。郭沫若還有一些優美的散文詩，如《銀杏》、《丁東草》等。朱自清認為，抗戰時期的自由體詩得以興盛，因為這是一個散文的時代，詩歌散文化了。郭沫若則反之，他的一些抒情散文則是散文的詩化，其中洋溢著的盎然詩意，已超過他自己此時的白話詩了。
20世紀40年代後期，被毛澤東同誌稱頌為“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的聞一多、朱自清，也多創作議論性散文。聞一多在長期埋首古書之後參加社會活動，成了與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堅強民主戰士。他曾表示：“因為經過10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我敢於開方了。”所以他的雜文在批判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的同時，特別注重挖掘其深刻的封建主義的曆史根源。同時，也強調發揚“五四”精神，繼續批判封建主義的意義。他的《最後一次的講演》怒斥反動派，表現了麵對特務手槍拍案而起的偉大氣概，是一位民族英雄形象的最後完成。朱自清這時有《論雅俗共賞》、《標準與尺度》兩部散文集，其中多文學評論、書評、書序等，發表許多對新文學的寶貴見解。
曾經是湖畔派詩人的馮雪峰，此時曾寫過《靈山歌》等詩作，但主要從事散文寫作，出版了《鄉風與市風》、《有進無退》、《垮的日子》。除針對現實有所發之外，突出之處在於對社會上各種思想的分析、批判，如在《簡論市儈主義》和《論平庸》中對市儈主義、平庸主義做了層層剝析。他的這類雜文文字素淨，作風也很從容，把批判的鋒芒藏於細密的說理之中。馮雪峰還有《寓言三百篇》，故事平實但深醇有味。
解放戰爭時期在香港出版的雜文集，有聶紺弩的《血書》和林默涵的《獅和龍》。聶紺弩，筆名耳耶，抗戰後出過《曆史的奧秘》（1940）和《蛇與塔》（1941）。1948年在香港出版《血書》。書中既有對舊統治者的訕笑、撻伐，也有對文化界某些謬論的駁斥。他的雜文不滿足於揭露和批判，而注重文章的思想深度，針對社會現象發表自己的思考，而且常常有獨到的見地。《蛇與塔》中就有許多對婦女問題的見解。《血書》一篇則從讀土改文件引出誰能解決中國土地問題、啟發農民覺悟、如何看待鬥爭地主等問題，很有現實的針對性。但不用論證的方法，而寫成一篇漫筆。引證的範圍很廣，以古代聖經賢傳、曆史人物、中外文學作品中的典型形象，結合有關土改文件，深入淺出，侃侃而談，表達了作者對土地問題的許多見解。不僅針對土改運動中的一些思想問題，也有助於提高人們分析問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