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浮士德舉起盛著毒藥的杯子欲飲之際，響起了複活節的鍾聲，傳來了天使的歌聲。這在少年時代就熟悉的聲音，使他想起自己走進書齋以前經曆過的那種自然樸素生活的快樂情景。“昔日的追懷喚起我年幼時的情感，在這最後的，嚴肅的一步把我引回”。浮士德現在想起，在他所詛咒的現實社會中還有另外一個世界，那裏還有實現他的要求的可能。一種美好的憧憬驅使他走出書齋，走向原野和森林。
複活節的早晨春光明媚，浮士德由瓦格納陪同走過歡樂的人群，來到充滿生機的田野。這裏，作者把浮士德和瓦格納這兩個性格完全相反的藝術形象放在一起，通過他們對同一事物的不同感受和截然相反的態度來揭示他們所代表的不同的時代精神。
大自然的生機，人民的快樂，使浮士德無限感慨，他覺得這兒是“真正民間的天下”，隻有在這兒，人才可以說“我是一個人”。瓦格納對這一切不僅無動於衷，而且覺得人民的歡樂簡直是“粗暴”，他們的歌聲象著魔似的難聽。浮士德看到大自然永不止息的運動，希望自己也能象小鳥似的立地飛升，在無邊的天空自由翱翔。瓦格納則表示，他從未有過這樣的感受，他的精神快樂來自另一方麵，即從書本到書本，從這章到那章。浮士德說，他希望能有“一件魔術的外衣”，把他引向“海外的異邦”，預示他將借助魔鬼的力量走向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浮士德這一大膽的想法使瓦格納驚恐萬狀，趕忙勸浮士德千萬不要去驚動魔鬼，否則就會陷入災難重重的境地。
浮士德和瓦格納性格上的對立是多麼鮮明。浮士德向往自然，熱愛生活，瓦格納脫離生活，仇視人民；浮士德追求真理，有遠大抱負，敢想敢做，大膽無畏；瓦格納一味追求僵死的教條和空洞的理論，前人沒有說的話不敢說，前人沒有做的事不敢做，鼠目寸光，謹小慎微。
總之，浮士德要求打破中世紀的思想枷鎖，衝出封建經院思想的牢籠，去探求新生活的道路，瓦格納則竭力維護這個過時的思想體係，決心繼續沿著現成的道路爬行。浮士德和瓦格納的對立反映了文藝複興時期兩種勢力的鬥爭。浮士德代表了覺醒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感情、思想和要求，而瓦格納則代表了落後、保守、反動的封建勢力。浮士德站在曆史前進的一邊，瓦格納站在反動的一邊。
這兩個曾是誌同道合的老師和學生，由於對曆史發展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而分道揚鑣。瓦格納隨著曆史的前進而銷聲匿跡，浮士德則跟著曆史的步伐愈來愈放射出燦爛的光輝。
外出散步回來，浮士德又走進他長期國居的書齋。接觸人民，重返自然，固然使他深為快慰，但是他心中的煩惱並沒有因此消除。他苦苦思索他那渴求的欲望得不到滿足的原因。
為了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他拿出希伯來文的古本《新約聖經》，打算把它譯成德文。頭一句話就是：“泰初有道”。浮士德認為這句話不能照譯，因為對“道”不能估價太高。他想到幾種譯法，都不能表達他的真實感情。經過反複考慮，終於找到了一種說法，於是欣然落筆，譯成“泰初有行”。“泰初有道”，還是“泰初有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說法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我們知道，中世紀的教會和世俗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捏造了一整套所謂“理論”，並且把這些理論教條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永恒真理。他們強迫人們隻準對這些“理論”作煩瑣的推論，而不準人們從事有礙於這些理論的實踐。新興資產階級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須打破教條的統治，同時為了建立自己的事業，就必須行動，因此實踐對他們來說便成了一條重要原則。浮士德的這一改動，不僅表明了浮士德思想上的一個重大突破，而且也揭示了16世紀新興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在思想領域中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
當然這也說明歌德本人對於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有深刻理解。在這方麵他發表過許多精辟的言論，例如靡非斯特說的“灰色是一切理論，隻有生活的金樹長春”這句話已經成了人們的座右銘。
從“泰初有道”過渡到“泰初有行”，這是浮士德思想上的一個偉大飛躍。現在他要“跳進時代的奔波，躍身進事變的車輪，不管痛苦和歡樂，失敗和成功相互變換，大丈夫隻是不停地行動”。他決心走向生活，通過行動來滿足他的追求。這樣，他與魔鬼的訂約就是勢在必行。
正如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說的那樣，“假如追求著的浮士德不再進行純精神的苦鬥而轉向‘實際生活’，他就不得不與魔鬼結盟。”這是為什麼呢？生活本身充滿了矛盾，它有許多陷阱；而任何一項行動的結局都有兩種可能：成功或者失敗，它所產生的後果也有兩種：積極的或者消極的。這樣，浮士德要享受人生，從事實踐，就給專門作惡的靡非斯特提供了施展其影響的可能。
關於靡非斯特和浮士德的關係，我們還須進一步加以分析。靡非斯特打算讓浮士德充分地享受人生，得到生活中的一切樂趣。這對長期過著枯燥無味書齋生活的浮士德來說不僅必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