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關
我是1988年開始動筆的，2000年《大漠祭》在上海初版，2003年《獵原》在北京初版，2008年《白虎關》在上海初版，我終於完成了“大漠三部曲”的寫作。出版曆時八年，寫作時間則超過了二十年。從二十五歲開始寫初稿，到四十六歲完成初版，曆時真有些長了。寫初稿時，我剛剛踏上文壇——隻發表過中篇小說《長煙落日處》——到《白虎關》出版時，我已成了“著名作家”，按《小說評論》原主編李星先生的說法，我完成了從一個小學教師到著名作家的“神話”。
這一過程，我用了二十多年。下筆時，還風華正茂；收筆時，已須發斑白。
二十多年時間寫三本書，委實有些長了。
不過，我說過，這二十多年，其實也是我人格修煉的二十多年。我從一個涼州農民的兒子，欲望多，煩惱盛，毛病不少，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成了別人眼中的“證悟者”、“成就者”——對這類詞語，我其實並不隨喜，因為我實無所證，亦無所得，更無所求，但有人需要，就那樣叫叫也沒啥，就像我老將自己說成是一頭見到光明的驢子一樣。
某次，一有名寺院的住持僧問我：雪漠，你閉關二十年修光明大手印，太浪費時間了，我隻誦《大悲咒》，一個月就有感覺，你得到了啥？我說：我啥也沒有得到，隻得到了一顆啥都不想得到卻啥都不缺的心。
所以，那“成就者”、“證悟者”之類的說法，是別人認為的雪漠。我自己，其實就是個平常人、有顆真正的平常心而已。我最想做的，就是當好一個作家，靜靜地寫自己想寫的書。我理解的幸福，就是靜靜地待在屬於自己的房子裏，沒有人來打攪，能靜靜地禪修，靜靜地讀書，靜靜地寫作，在生命消失之前，做完自己該做的事，僅此而已。幸好，到目前為止，那被強製拆遷之類的破事還沒有騷擾到我。雖然樹欲靜而風不止，老有些不願遭遇的事，但總算還在可控的範圍內，生命就有了一份屬於自己的色彩。
我的所有修行，僅僅是為了讓心屬於我自己，活出自己想活的那份從容和寧靜。所以，對於我寫的那些關於佛教的書，你覺得有意思了，就讀讀，沒意思了，就扔了。那隻是過來人的一點兒心得，權當分享而已。倒是對我的小說，我一向聊以自慰，因為我創造了一個世界，正因為有了它們，我才有了一種獨行天地間的人間之樂。自從我成了想成為的自己後，許多別人眼中的享受，就不再是享受了，隻有寫作和讀書，還能讓我享受到一種平常人的喜悅。它成了我享受生命的重要方式。
說真的，我從來沒想拯救世界，我隻想拯救自己。無論我的創作，還是修行，都是為了實現對自己靈魂的救贖。文學讓我有了另一個世界，大手印則讓我實現了對那個世界的升華和超越，很難說哪個更重要。隻是到了後來，因為發現這類文化太珍貴了，而它已成了風中的殘燭，我不想叫歲月的颶風吹熄它，才花費了生命和稿費去研究，去傳播，去搶救。一人之力不夠，才有了廣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才有了人們眼中的那些利眾之行。我當然沒想到，大手印文化反倒回報了我的文學。我的小說後來的熱銷，除了它真的很好，那些老讀者仍在口碑式地傳播外，還因為很多人認可了我承載的文化，有些人真的離苦得樂了，就想再讀讀我的小說，這才發現了我那獨有的文學世界，進而又開始了口碑式的傳播。在這一點上，也應了老祖宗說的“善有善報”。
其實，文學和文化是雪漠的兩個翅膀，是一幅織錦的兩個側麵，是太極圖中的陰陽魚，不要將它們分開。要知道，自從我超越了二元對立後，創作和修行達成一味了，創作是我的修行，修行也是我的創作。熟悉我寫作習慣的朋友知道，我的寫，才是一種真正的修。寫這“大漠三部曲”的過程，也是我從張牙舞爪，到回歸平常心的過程。雖然費時太長，我因此失去了別人眼中的那種精彩人生，連我爹都說我一輩子沒“耍人”（涼州人對“精彩人生”的一種怪味描述）。我也有過《西夏的蒼狼》中的黑歌手的那種無奈，但一向無怨無悔。要是上帝再讓我重新選擇一次，我還會這樣活。
這不，此前我這樣活，今後我還會這樣活。過去我閉關二十多年，後來出來了幾年，發現我獨處時，非常充實，一到人群中時，卻十分孤獨，總不想充當別人期望的那種角色，隻好再進關房了。像我的新書《光明大手印：參透生死》的封麵那樣，雖剛到五十歲，卻常常把“死”字頂到頭上，當成一把懸著的劍，老想它隨時會落下來。因為，涼州人老說：“人上五十，夜夜防死”，就想在死神追到自己之前，寫完該寫的書，做完該做的事，不要留下啥遺憾。於是，除了吃午飯時見見家人，其他時間，我都在享受著明白後的雪漠。這一來，真成詩中寫的那樣了：“揮揮手，還是到山上去吧。山高，高到太陽裏了，太陽裏有個亥母洞，洞是我命中的樂曲……念珠握在手裏，木魚在心頭敲響，黑夜是今生的袈裟，高屋是前世的岩窟。”於是，我又成了《西夏咒》中的那個苦修的瓊，除了送飯者，我又一次將紅塵拒在了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