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為，國內文學界對“嚴肅文學”的看法和界定是有偏差的，很難把嚴肅文學作家與暢銷書幾個字聯係在一起，我甚至聽說過圈內同行的極端事例：這個作家要求出版社把她的書隻印1000冊，多一冊不要，以顯示自己是大師，跟那些“暢銷書作家”劃清界線。
歐茨卻從來不拒絕“暢銷”，她的書本身就具有暢銷書的氣質，像她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狐火——一個少女幫的自白》單從書名看就一定會非常暢銷，因為它是有吸引力的，讓人一眼看上去有感覺的。
我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一個嚴肅文學作家，無論媒體怎麼看，評論家如何評論，每年一部的長篇出版在圈內外如何掀起“趙凝旋風”，以及一年出版7部長篇引起的質疑，這些都不能影響我的文學品質，一個嚴肅文學作家的寫作，是有份量的寫作，以歐茨的《媽媽走了》為例，它具非常深刻的社會意義，而非淺層次的風花雪月，小情小愛，或者為賺讀者眼淚而寫的催淚彈。流行小說或者某種類型小說（例如：恐怖小說），帶給讀者的隻能是淺層次的感動，從文字上說，大都淺濕粗糙，經不起細讀，隻是囫圇著獲得一個故事。
而歐茨的《媽媽走了》，是一本可以深度閱讀的書。歐茨的小說有與中國作家共通的東西，但也有很濃的“美國牛排味道”。寫作母女關係這種題材，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女性作家都是最深刻的。這種題材的小說男性作家幾乎根本無法進入，女性天生的敏感、靈動、怪異，都是男性作家通過後天訓練所無法達到的。
在深入閱讀歐茨的《媽媽走了》之後，你會獲得一種超越國界的“通感”，尼基出生在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卻不願做乖乖女，她偏偏要叛逆，要擺脫原來的一切，在她眼裏媽媽的人生毫無價值，她不甘心像媽媽那樣生活一輩子。這種“憤青”的想法在中國也相當普遍，母女之間對許多事情都無法認同，母親認為天大的好事，女兒卻不屑一顧。
母親和女兒，永遠可以當成一部大書來書寫，讀這部《媽媽走了》，歐茨筆下的尼基，和中國的“叛逆”一代幾乎是一模一樣，她把頭發剪成朋克頭，十幾歲就離家出走，形容她媽時喜歡用“可憐的媽媽”這個詞語。所不同的是，中國這類“青春小說”大都是“自我描眉畫眼”，帶有明顯的炫耀心理，缺乏深度，而歐茨寫的“70後”顯然是經過時間煉金術的錘煉，變她得更加宏觀、從容，她用“70後”尼基的口吻敘述整個故事，不帶有任何炫耀，從容淡定，娓娓道來。而不像國內某些“70後”、“80後”那樣，一聽就讓人覺得膩味。
我把歐茨當成我的文學榜樣的另一個原因是：她的小說非常細膩，而我本人也非常喜歡這樣細致入微的描寫。在《媽媽走了》這本書裏，歐茨常常會寫到吃，寫到頭發，寫到穿戴，都細致到了一個無法複製的程度。“母親節家宴”的細致描寫，使得食物的香味撲麵而來。在描寫媽媽被害的那些段落裏，衣服的顏色、手指滑膩膩的感覺都描寫得非常到位，充滿血腥和恐怖。她以尼基的口吻敘述，讓讀者得以進入細微生活的內部，生活在她筆下是亂糟糟、沉甸甸的，生活的質感豐盈而又淩亂，淩亂的背後充斥著壓力。
《媽媽走了》是一部可以從不同角度閱讀的書。在閱讀歐茨的“時間煉金術”的同時，也錘煉著我們每個閱讀者的內心。文學最有魅力的地方在於，它穿透我們內心的方式，永遠出乎我們個體想象。文學是由寫作者和閱讀者共同完成的，對一個作家來說，像歐茨那樣腳踏實地地寫作，遠比考慮各種獎項要重要得多。
卡夫卡小說重讀
卡夫卡小說總是開始得非常直接，《變形記》是直接了當的開頭：“一天早晨，格裏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另一個小說《老光棍布魯姆費爾德》也是這樣很直接的開頭：“一天晚上，布魯姆費爾德，一個上了年歲的單身漢，上樓到他的寓所去。”這個開頭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卻一筆拉出了一個世界，把一個彎腰弓背不斷向上爬的老男人形象全方位地鉤勒出來。
卡夫卡的小說讀來略顯枯燥，語言變化不大(有人認為是翻譯的問題，但我認為不是)，他是那種平淡的、不動聲色的敘述，我認為他的小說並不像有的人說的那樣是晦澀難懂的，恰恰相反，卡夫卡小說很少故弄玄虛，他寫的都是一些生活中作為一個人可以感覺得到的東西。以這篇《老光棍布魯姆費爾德》為例，這個老光棍在晚上上樓，他感到孤獨，於是他想到了狗，想到他朋友的一條狗是如何如何跟主人親近，“隻要有一會兒工夫沒看見它的主人，再見到他時它便會立刻大聲汪汪叫著迎接他，顯然他是以此來表示重新見到它的主人、這位特殊的恩人時的喜悅。”但是他很快又想到了養狗的諸多壞處，它會把房間弄髒，會把跳蚤之類的東西帶進屋裏來，他越想就越感到這事的嚴重性，直至想到了“把他的那間舒適的房間讓給那隻狗、自己再另找一間的時刻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