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胡雪岩經營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胡氏用人，不是求全責備，而是人盡其長。他認為：無才之人最多使企業發展不起來，而不忠之人卻能使企業走上滅亡之路。廣結人緣，使他做了“紅頂”資本家，知人善任，使他的企業不斷壯大。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的名言，它高度概括了作為萬物之靈的人在治國治軍中的特殊地位，而這一原則同樣也適用於商界。
眾所周知，在企業和商家這些生產社會需要的產品、為大眾提供服務的經濟組織中，人是最活躍的因素，無論在投入到產品的生產全過程，還是在實現滿足社會的商業銷售中，人永遠扮演著有別於物化勞動（包括生產資料、機器設備）的角色。人，之所以有別於靜止的、機械的物質資料，是因為人是有主觀能動意識、受社會關係影響、潛力素質可變性強的特殊資源。也正因如此，經營的成敗、企業的興衰關鍵取決於能否充分開發、利用人力資源——“治眾”是經營管理中的主要問題。
治眾就是管理眾人，它包括兩方麵的內容：一是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為工商活動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二是加強內部管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功的經營者都在“治眾”上下功夫，胡雪岩也不例外。
1．廣結善緣
紅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個人本事再大，終究要受機遇和精力的限製，所以需要眾人幫襯，所謂“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朋友之間同舟共濟，可以取長補短，往往會架起攀登事業高峰的梯子。
胡雪岩自小為生計奔波，缺少讀書的機會，所以，他對與商事密切相關的官場禮節、西洋概況、外國文字等都知之甚少，但他眼高氣盛，一心要做天下生意。為彌補自己的欠缺，他需要各有專長的朋友來幫襯。況且，交情和義氣本身就是經商招財的一種特殊投資，因此，胡雪岩非常重視結交各路朋友。
官場是胡雪岩“公關”的首先目標。隻要與官沾邊，無論是候補的，還是在任的，胡雪岩都毫不含糊地去下功夫。汪康年《莊諧選錄》記載：“胡後為某錢店司會計，有李中丞者，時以某官候補於折，落拓不得誌，一日詣其店，眾慢不為禮，胡獨殷勤備至，且假以私財，某感之，誓有以報。迨後揚曆封疆，開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縣曰：‘凡解糧餉者必由胡某彙兌，否則不納。’眾微知其故，於是錢糧上兌，無不托諸胡，胡遂以是致富。”書中所載情形倒像已詳述過的胡資助王有齡的事，在眾人對王投以勢利眼之際，胡雪岩獨報以殷勤禮節，並冒著丟飯碗的風險，擅作主張，動用東家的大筆銀兩相資助，表現出相當的政治遠見。在王有齡這邊，遇胡雪岩如大旱逢甘霖，他對胡的“慧眼識俊傑”自然念念不忘，後來，王有齡以糧台積功報知府，旋補杭州，不出幾年，升浙江巡撫，胡雪岩先前的人情投資便得到難以計數的回報，還博得了“東南大俠”的美譽。
胡雪岩對候補者尚且如此，對在任官員的結交更是不遺餘力了，而且他很懂得因人製宜。胡初遇左宗棠時，杭州已被太平軍攻陷，當時浙江輿論指責胡不忠不義，置生死至交王有齡於不顧，隻為自己苟且偷生，也有人說他潛出杭州赴滬購糧餉時私吞了公款。當時，左宗棠已繼失城自縊的王有齡而任浙江巡撫，聞傳言對胡頓生反感，甚至“俗理其罪”。但胡雪岩以商人特有的精明摸準了以一員漢族舉人破格而人值清廷的左宗棠為建不朽功業、立萬世英名需要各方輔佐，所以，他在入浙左軍枵腹待餉時，三天內籌到10萬石糧，這無疑喚來了及時雨，也成功地向左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從而變被動為主動。後來，胡為左協理洋務、充當西征糧台轉遠、籌款購槍，每件事都幹得相當出色，喜得左宗棠稱他“雖出於商賈，卻有豪俠之概”，是“商賈中奇男子”，在心目中形成對胡倚若左右手、須臾不可離的心理定勢。
除了結交王有齡、左宗棠，胡雪岩還通過錢莊業務與京中大官奕忻、文煜等人接上了關係。當然，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對於官階和名氣小的胥吏僚屬輩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極力拉攏，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說他：“時出微利以餌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稱門生者。”胡的曾孫胡亞光在《安定遺聞》中記述：“有貴人王軍門獻上屏風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廳，事仆失手壞之，時大享賓客莫不震驚，而公竟麵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說的是其曾祖寬厚待人，但我們卻可以從這條史料中了解到胡雪岩與軍門一級的官員有禮品往來，彼酬此酢，而貴人、大亨就是他的座上賓。
在官本位的晚清社會，有了官員做靠山，胡雪岩轉糧購槍、借款撥餉無一不可放大膽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計之，由此而聚斂的財富也是一般商賈所不能望其項背的。當然，官、商合流違背政治原則和社會道德，而且倚官為勢終究不穩定，肥缺人人想占，這就構成官場上的勾心鬥角，政局一動蕩，靠山就難保，胡雪岩後來衰敗，主要原因就是官場失寵。
結交洋人是胡雪岩“公關”的第二個內容。胡雪岩生活在一個海禁大開的時代，出於中外通商的需要，他在鹹豐、同治年間就與洋人打交道了，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就與他有“交情”。日意格（ProsperMarieGiquel，1835—1886年）1857年12月（鹹豐七年十、十一月間）曾參加英法聯軍侵占廣州的軍事行動，1861年9月（鹹豐十一年八月）起，在浙江寧波任海關稅務司。1862年1月（鹹豐十一年十二月）在上海與英、法兩國領事及清朝蘇鬆太道吳煦（1809—1873年，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會商上海防務；德克碑（PaulAlexandreNeveued’Aiguebelle，1831—1875年）在太平天國時期作為法國軍官駐紮在寧波。胡雪岩通過他們兩人拉起中法聯合的“常捷軍”以對抗太平天國農民軍。後來，這兩人還與胡雪岩一道協助左宗堂辦起福州船政局，並出任該船政局的正、副監督。
胡雪岩雖在杭州發跡，但興盛後以上海為其商業活動的中心，因為當時的上海由於地理位置優越、得風氣之先，已具備金融、法律、城市設施、近代外貿、航運和其它外貿工業等一係列適應近代外貿商業所必需的條件，而成為全國外貿中心。在這裏，胡雪岩不失時機地同法商洋行、德商泰來洋行、英商彙豐和麗如洋行、怡和洋行上串下聯。上述洋行是外國資本控製中國金融市場的大本營，其中麗如洋行（OrientalBankingCorporation）直譯為“東方銀行”，前身是英國設於孟買的西印度銀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遷總行到倫敦，並在香港和廣州設分行，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起，在上海、福州、廈門和漢口等地設分行，1851年（鹹豐元年）獲英國皇家特許狀。這是出現在中國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國銀行。彙豐洋行（HongKong＆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亦譯“香港上海銀行”，1864年（同治三年）設總行於香港，翌年設分行於上海，以後又陸續在漢口、廈門、福州、天津、北京、廣州等地設分支機構，這是第一家把銀行設在中國的外商銀行，也是中國境內第一家不以外幣計算而采用中國通商口岸通用的銀兩為單位的外國銀行。這些洋行來頭大、資本大，它們通過經營外國在華洋行的彙兌、進出口押彙、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吸儲華人存款、向清政府發放貸款等業務左右中國的政治、經濟局勢。胡雪岩雖然不是固定地充當某個洋行的買辦，但他與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關係，後來采辦船政局機器、西征武器、籌借西征洋款，無一不是借重於洋行。“惟利是圖”的洋人知胡是左宗棠的寵兒，做生意又出手豪闊、講求信譽，因而也將他推為“中國第一人”，信其千金一諾，遇借款總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畫押方可。”其見重於外洋，由此可見一斑。
在商言商，胡雪岩自然明白商而成幫、互助互惠的道理，因此，他設法聯絡同行。本書第三章提到的湖州南當絲業“四角”之一的龐雲繒就是胡雪岩過從甚密的朋友。龐雲繒，字芸皋，祖籍紹興，鄭孝胥《龐雲繒墓誌銘》上說他“童年十五習絲業，精究利病……鎮中張氏（指張源泰）、蔣氏（指三鬆堂蔣家）初與公合資設絲肆，大售，眾忌其能，拆資以困之。公遂獨操舊業……數年舍去，挾資歸裏，買田宅，辟宗祠，置祀產，建義莊，蔚然為望族。”可見，此人亦非等閑之輩。鴉片戰爭以後，列強各國把中國當作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的供應地，南當輯裏湖絲大量外銷，胡雪岩在同治年間也開始做絲生意，1875（光緒元年），左宗棠寫信給胡雪岩說：“近與俄人談及伊國意在銷售湖茶及川絲（按：恐係“湖絲”與“川茶”之誤）、大黃等物，若能辦通，亦中國一利源也。”經此鼓勵，胡雪岩的絲業做得更大了。錢莊出身的胡雪岩對絲業是外行，於是，他尋求居湖絲產地、對生絲頗為內行的龐雲繒的合作。兩人攜手，資金充足，規模龐大，聯係廣泛，從而在絲業市場上形成氣候。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說：“光墉所營絲茶葉，……豐財捷足，操縱江浙商業。”《光緒實錄》上也說：“光墉所營以絲業為巨擘，專營出口，幾壟斷國際市場。”其實，當時蠶絲的國際轉運和行情操於洋商之手，這裏所謂的“壟斷”當指胡雪岩在華商中把持蠶絲的國際業務。當然，合作是互惠的，胡雪岩做生意得到龐雲繒的幫助，反過來，他也向龐雲繒傳授了經營藥業的經驗，後來，龐氏在南潯開了鎮上最大的藥店——龐滋德國藥店，與設在杭州的胡慶餘堂關係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