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時代，明珠暗投、懷才不遇這種數見不鮮的常景一直是那些渴望成賢作聖的文人士子心中平抑不去的塊壘，這樣的窘境使他們在雞窗苦讀之後無處兜售滿腹的才學而坐困愁城。或有的雖謀求到一官半職卻是束之高閣的投閑置散，向來的鵬舉之誌擱淺在小溝細流之中難以騰越，隻能望洋興歎；或有的屢試不第，遍幹無門，徒抱著一腔立功建業的沸騰熱血在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現實雪藏中逐漸趨冷。於是悲士不遇的牢騷充斥在曆世文人活躍的每一個時空當中，那些經曆千百年流光的洗禮，孑遺存繼下來的詩文曲賦，十有八九總可聆聽到有關此類一唱三歎的怨尤之音。
其間，這個群體中影響最為深廣的當屬屈原，麵對奸佞小人的攻詰，昏聵人主的猜忌，屈原凜然指控“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的不公世道，並且對這種眾人皆醉，舉世渾濁的現實表現出一種涅而不緇的清醒與傲岸，不肯降誌辱身、隨波逐流的他最終在不容於時，遺世獨立的悲憤中抱石沉江，那一聲“撲通”的巨響在曆史的長河中激起千層波浪，不絕漣漪，令臨江懷逝的芸芸來者心潮澎湃，衷曲顫蕩。此後的牢騷聲雖然亦不絕於耳，但相較於屈子的英雄死戰，聲勢更無出其右者。大漢朝的董仲舒和司馬遷皆曾以“士不遇”直接破題，盛世名儒董仲舒亦難免“冷板凳”的尷尬，於是一口氣羅列出“屈子懷沙，賈生殤愁，陳王見棄，安石東謫”的一樣牢愁為自己陪綁；唯恐羈才而沒的司馬遷也悲吟起生不逢辰的惆悵，可見王朝的興衰與賢士無聞的現象並無本質的關聯，當事功、操守等成為兩漢社會彰明較著的追求時，遇與不遇也就直接關乎那些皓首窮經之士人生價值的實現。
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門閥官僚製度森嚴，壟占要津的庸碌之輩將才學奧博、出身寒門的士子擠紮得無立錐之地，然而，這個王朝頻更、權力傾軋的亂世同樣沒有能為貴族階層的知識分子帶來修明的政治環境。於是無論貴賤，將對現實懷疑的目光轉向崇尚虛靜逍遙的“老莊”便成為風行一時的好尚，不遇的苦吟被寄情玄遠山水“不如歸去”的社會強音所掩蓋，滿含憂鬱的文人以湛若冰雪的唯美風度集體顛覆了傳統的價值觀而將宦海之外的生活敷演得風生水起，隻留那些仕途忘返中的失意者嘮叨著“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忿之音，無從自適。
唐宋以降，不遇者的牢騷已然鋒芒銳減，平易溫煦了許多，但這種牢騷在含蓄婉轉間卻潛滋暗長地蔓生起來，草木鳥獸皆可托言，舉手投足無不隱語。那個半生外放地方，迭遭冷遇的柳宗元便是此間引而不發的高手，《永州八記》篇篇受讀，所詠之物不過亂山怪石等薄物細故，但落在世人的眼裏卻是眼角眉梢都是恨，其被貶抑的苦悶和憂傷滿紙通篇無處不在；筆掃千軍的韓愈也善用這種曲筆的手法為不遇者叫屈，借伯樂和千裏馬的關係影射奇才異能之士被湮沒的不合理，用“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為懷才不遇的孟郊鳴不平……而白居易對自己的淪落也隻能是借一位過氣歌女的自憐自傷來涕零浩歎一番。唐人的這種“怨而不怨，不怨而怨”，期期艾艾猶抱琵琶的表達方式，給人予一種如鯁在喉的不快，這是源於中唐以來，倡導文以載道的衛道士又將儒家的倫理觀念納入了文藝的純粹，而這些一相情願者卻在兼濟天下的風塵仆仆中遭遇到現實政治的寒潮，於是就產生了這種進退失據的內在深刻矛盾。到了宋朝，這種矛盾走向了兩極分化，而宋人不遇的牢騷態度正是來自這花開兩朵的其中一枝，至於另一枝則是橫空出世，旗幟高揚的理學。
到了宋代，這種牢騷在退避心理的驅動下轉身流變成貌似逸士的放懷高歌。歐陽修，蘇門兄弟這些名噪當時的文壇領軍人物，在仕途多舛的遭際中無不選擇欣然受命的隨遇而安，在他們邊走邊唱的歌吟中我們似乎窺察不到唐人那種含而不露的鬱悶，相反的，在這些氣度通脫的名士大家艱苦的放逐生活中，多少都給人留下“不肯畫堂朱戶，春風自在楊花”的瀟灑印象。歐陽修謫滁州，一副樂嗬嗬與民同樂、如魚得水的醉翁形象深入人心，千古一醉，意在山水，這樣的陶然忘機哪還有一絲謫居者的沉抑？在《豐樂亭記》中，不僅濃墨重彩摹盡風霜冰雪無不可愛的四時之景，甚至歌功頌德起君主的仁政；北宋的王禹偁在屢遭挫折外貶黃州時，同樣以豁達自適的心理坦對峻冷的現實，在野居的竹樓中苦中作樂，將雨聲、雪聲、鼓琴聲、下棋聲種種聲響描寫得大為生色，而沉醉其間的作者儼然是一個闊達的世外高士；呼吸相通的蘇軾、蘇轍兄弟更是在迭次的貶謫中處變不驚，安之若素，深受釋道浸濡的蘇軾在諳盡人生三昧之後移情空漠虛幻的仙道世界，向往“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理想狀態，麵對著渺小如蜉蝣之寄於天地的微薄之命，認為一切的煩惱皆不足掛懷，隻管在無盡藏的造物者麵前盡情享受這江上的清風與山間的明月吧！對政治的退避已然升華到對整個社會的淡漠感，放達至此的蘇軾還會費筆作什麼冷遇的微詞？蘇轍雖不像其兄字裏行間透著一股強烈的出世意念，卻也吟出了“不以謫為患，以會稽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的灑脫之句，退仕求耕，清貧自守，是向來謹飭的他留給自己的一條平妥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