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時代由於內憂外患，士大夫對國家前途與個人命運失去了幻想與希望，從而日益走向對內心世界的反省與逃避，不少人隱居山林，過著不問世事、醉死夢生的生活，同時為了尋求精神的安慰與解脫，紛紛學佛、修道，其中大多表現對禪宗的熱衷，不少士大夫把參禪問道當作生活中的一大樂事，如此禪悅之風盛行一時。如《五雜俎》中所言：“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黌舍，唪誦咒唄，囂於弦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禪宗是中國佛教思想中對文人士大夫的意識形態影響最大也最為深遠的一個佛教流派。“禪”（即禪那）是隨佛教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中的一種修行方法，主要包括調息、止意、冥想等方麵，其目的是達到“無我”與“空”的“悟”的境界。晚唐時代，禪宗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五家，至宋代又出現了黃龍、楊歧兩派，最後成為“五家七宗”。禪宗初創時，其心法以徹見心性本源為主旨，其理論基礎為憑借經教啟示，深信眾生同一真如本性，但為塵妄想所覆蓋，要令其舍妄歸真，修一種堅定不移的觀法，就要掃除一切差別相，與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無為。並且主張舍離文字義理，直徹心源。然而，到了宋代，禪宗卻開始出現逐漸背離這種理論基礎的新特點，不僅禪宗《語錄》大量湧現，而且還出現了禪宗《燈錄》。明中葉之後，由於傳統儒家程朱理學已經無法束縛知識分子的思想，王陽明“心學”及其後學的興起與發展，思想解放意識的出現，許多士大夫不再局限於以往的儒家修行，出現了以李贄為代表的所謂“狂禪派”。隨著東林派對於王學末流的修正運動，佛教方麵也出現了以雲棲、紫柏、憨山、藕益四大高僧的對“狂禪”的修正。此外，世宗皇帝大力提倡道教，道教在明中、晚期也有很大發展，故佛門與士大夫中皆出現了倡導儒、道、釋三教合一的主張。佛門中以紫柏、憨山大師為代表，紫柏有言“且性宗一味虛豁靈澈，塵勞中人稍挹波瀾，懷抱便覺超放。即如讀《莊子》一般，令人心魂遊揚濁世之表。於此虛豁快活處受用了。”憨山著有討論儒學的：《大學決疑》，研究道學的《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發題》和《三教圖解》等文章。士大夫中先有泰州學派傳人管東溟提出鳩合儒釋，認為：“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參，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後有與僧、道交往甚密的林兆恩在應舉未第後設帳講學，提出創立“三一教”的主張。對當時士大夫影響很大。陳宏緒更直接地點明學仙譚禪是那些仕途不得意的士大夫的生活內容之一：“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於聲伎，或肆意於山水，或學仙譚禪，或求田問舍，總之為排遣不平。”當時許多人與四大高僧過從甚密，尤其是紫柏、憨山兩位性格豪爽，思想開放的得道高僧，受到上至慈聖皇太後及京城高官，下至一般縉紳的禮遇與推重。沈德符《敝帚軒剩語》中說：“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若鶩。”紫柏名真可，字達觀，相貌堂堂，心慈麵冷，心懷恨不得一下子教天下人皆成佛的熱情，他的世俗弟子有當時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夢禎和在翰林院任職的袁宗道、黃輝、陶望齡、焦等人，袁宗道這位翰林學士不時在翰林院中與同仁探討禪學。李贄、湯顯祖、宏道中道兄弟、董其昌等人也都與紫柏有密切交往，當湯顯祖聞知紫柏紫死於獄中時，痛哭而詩；袁宏道曾當仁不讓地說：“仆自知詩文一字不通，惟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敵，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煉納子，久參禪伯，敗於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而上述諸人也都是晚明士大夫中擅長參禪，並寫出了許多具有禪宗藝境的小品文章。此外，湯賓伊、陳繼儒、陸樹聲、虞淳熙、曹學、鍾惺、譚元春、鄒迪光、馮夢龍、王思任等士大夫也都深受禪宗影響。他們中的一些人對佛學有很深的造詣，專門撰寫過這方麵著述，如陸樹聲的《禪林餘藻》，袁宏道的《宗鏡攝錄》、《西方合論》、《檀經刪》，袁中道的《禪宗正統》，陶望齡的《宗鏡廣刪》，王肯堂的《參禪要訣》，曹學的《蜀中高僧記》，鍾惺的《楞嚴如說》，蕭士偉的《起信論解》等。
晚明禪悅之風所以如此盛行，是與當時社會文化背景及士大夫心態的轉變緊密相聯的，換句話說，禪宗中許多東西與士大夫的文化心態達到了某種契合。這可以從兩方麵得到說明，一方麵，禪宗的本質是通過自省，明心見性，也就是使人掙脫現實的桎梏，從有限走向無限。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說：“從本質上看，禪是見性的方法，並指出我們掙脫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由於它使我們啜飲生命的泉源，使我們擺脫一切束縛而這些束縛是使我們有限生命時常在這個世界上受苦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禪釋出那適當而自然地藏在每個人內心的一切活力，在普通情況下，這些活力是被阻擋和歪曲因而找不到適當的活動機會的。”從這個角度而言，通過參禪打開精神的天窗，正好適應了當時不少尋求個性解放及追求精神自由的士大夫的心理需要，在參禪問道中他們可以暫時忘卻現世的憂慮煩惱，獲得心靈上的解脫。另一方麵，參禪的目的是達到大徹大悟，而所謂“悟”，是不同於一般的感覺認識的一種把握世界的方法，或者說是與通過普通的感知覺得到知識不同的一種領悟人生、宇宙真諦的方式。它具有直覺性與非理性的特點，而這一點同藝術創作與欣賞中的心理過程有某種共同之處，所以從唐代禪宗開始盛行時起，就有一些詩人、畫家意識到了這一點，季羨林先生說：“禪宗大盛於唐。初、中唐時期，許多大詩人受到禪宗的影響，在創作實踐方麵，援禪入詩，寫了一些禪味極濃的詩。到了晚唐，在理論方麵，有人又把詩與禪緊密聯係起來。最著名的代表是司空圖，他那許多著名的提法，什麼‘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等等，是大家都熟悉的。司空圖明確地認識到詩禪的一致。他這種以禪說詩的理論，對後世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晚明時代重要的小品文作家大多也是詩、畫、書法藝術方麵的高手，熱衷於參禪對於他們的藝術修養與創作無疑起到了促進作用。我們可以從三方麵看出這種風氣對於晚明小品作家及其作品的影響。
1.明心見性自覺自解
求佛、參禪、問道本來是一種宗教行為，但是在現實社會中許多並不是教徒的人往往因為生活與精神上的某種原因，通過這種活動來尋求心靈安慰，晚明士大夫中這種現象相當普遍。另方麵，由於禪宗是一種高深的學問，晚明也有一些士大夫把參禪、問道當作一種時髦的高雅行為。因而對於晚明士大夫而言，沉溺於禪學主要出於幾種原因：一是確實對禪境心馳神往，對佛教、尤其是禪宗有一定研究；二是通過參禪尋求一種暫時的精神解脫，當然如果“悟”到了，也可以獲得真正的超脫；三是通過朋友、同道之間當麵或書信間的禪道交流，加強彼此心靈上的溝通，也表現出某種與眾不同的清高。當然，不少人是三者兼而有之。
如前所述，晚明不少小品文作家都寫過專門的關於佛教或禪學的著作、文章，這表明他們對於這方麵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不僅他們在一些觀點得到了共識，且得到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認同。
袁氏三兄弟都是對禪學非常投入且有一定研究的學者。袁宗道是三兄弟中官位最高、為官時間最長的，也正因如此他更感到了官場的束縛與羈絆，向往精神上的解脫，雖官為翰林卻一心求道，如袁小修的傳中所說：“先生官翰院，求道愈切。時同年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圖、蕭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誌於養生之學，得三教林君艮背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焉。己醜，焦公首製科，瞿公汝稷官京師，先生就之問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為龍潭高足，數以見性之說啟先生，乃遍閱大慧、中峰諸錄，得參求之訣。久之，稍有所豁。先生於是研精性命，不複談長生事矣。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矣。是上，先生以冊封歸裏。仲兄與予皆知向學，先生語以心性之學，亦各有性，互相商證。先生精勤之甚，或終夕不寤。”從中可以看出，伯修不僅自己醉心於“性命”（即禪學）之學，而且影響了兩個弟弟。袁宗道的《雜說》中記載了許多類似禪宗公案的故事以及王陽明、李贄、趙大洲、羅汝芳、鄧豁渠、袁宏道等人學佛習禪的故事，並時常加上自己的理解體會及自己與他人富於禪機的對話。如：“或問‘某某是一流人，為什麼一人平生快活，一人平生極不快活？’餘曰：‘快活有什麼強似苦惱？’又問：‘快活與苦惱受用迥別，如何一樣？’餘笑曰：‘受用又有什麼強似不受用？’其人怒曰：‘公甚糊塗！’餘曰：‘不糊塗有什麼強似糊塗？’其人大笑而止。”袁宏道喜愛禪學比起其兄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甚至給自己的女兒起名“禪那”，而其女受父影響自幼喜聞佛法，隻可惜不幸早逝。在袁小修的傳記中多處記載其潛心佛禪而時出新悟的事跡，如“歸未幾，伯修下世，先生感念，絕葷血者累年，無複宦情。時於城南得下窪地，可三百畝，絡以重堤，種柳萬株，號曰柳浪。先生偕中道與一二名僧共居焉。潛心道妙，閑適之餘，時有揮灑，皆從慧業流出，新綺絕倫。”小修樂禪受其兄影響，對鑽研佛學非常用心，他曾寫道：“記人心，則道心見矣。道心見，則即人心皆道心矣。見道心故謂之悟，而人心皆道心則修也。悟到即修到，非有二也。聖賢之學，期於悟此道心而已矣。此乃至靈至覺，至虛至妙，不生不死，治世出治之大寶藏焉。”在其他一些小品中也表現出他的參禪向佛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也就是把它當作一味修身養性、撫慰心靈的良藥，其小品《禪門本草補》詳細解說了它的效用，其中說：
慧日禪師作《禪門本草》雲：禪味甘，性涼。安心髒，法邪氣，盡窒滯，通血脈。清神益誌，駐顏色，除熱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眾生病，號大藥王，若世明燈，破諸如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盲，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餘因效顰作諸味雲：
講味甘，微辛，性溫，陰中陽也。開心胸。明目，除積久翳障。益智。不假修煉炮製，但有精粗大小真贗之異，須細揀擇。類破故紙者，有毒，不堪入藥。此味遠出流沙外，漢時始入中國。中國種之枝葉亦繁，不似出西域者良。宜量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者，服之即消。衰者多滯鬲上，舌幹口燥，咽喉少津液，常時痞悶，令人動氣發嗔，甚者發狂。尤令人腳軟，不能動履。中此毒者，用金剛子、棘栗球，或吐或下，盡吐下出宿物，胸脾清虛，得汗而愈，一方用大棒擊患人頭，取汗亦愈。無汗者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