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一般指農業便指“五穀”——黍、稷、稻、麥、菽。今天的人對稻、麥都知曉，但另外三種便不甚了解了。可黍、稷、菽恰恰為我國原生穀物，確定無疑。黍和稷屬於同一類作物，均為黃米，便是今天所常說的小米。質黏的是黍，不黏的是稷，稷可以作為飯食，黍可以用來釀酒。菽是豆子，分黃豆和綠豆，至於榨油所用的大豆，則是從美洲傳入的。麥又分為大麥和小麥，都是從中東地區傳入。我國是最早發現種植水稻的國家，河姆渡文明遺址和江西萬載縣仙人洞中發現了大量的水稻殘留。
社稷這個詞與江山並用，代指天下，其中社為土神，稷為穀神。稷在商周時期社會中的地位是相當高的，因為人們主要靠它填飽肚子，人們求豐收，會拜祭稷神。在小麥和大麥傳入之前，當時華夏人的主食是稷和菽，用稷做飯，用菽做菜，用菽的葉子做湯，飲食結構相當單調，小麥和大麥傳入之後，很快推廣至黃河與淮河流域，豐富了華夏人的食譜。
《詩經·周頌》是西周人歌頌先祖的詩篇，其中有這樣的詩句：“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翻譯成白話文便是：感謝上天賜予我們來和牟，命令我們廣泛地培育。這其中的“來”指小麥，“牟”指大麥。繁體字的來和麥，十分類似。此處可以看出，在西周時，小麥和大麥已經逐步推廣了。因麥類的產量高，性能優，便慢慢替代稷和菽，成為北方最主要的糧食作物。
到春秋時期世道大亂，不少隱士為躲避戰亂，便逃遁到某個偏野之地，自耕自食，他們嘲笑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辨菽麥”，可見那時已是菽麥並重普及，不辨菽麥，即指無生活常識。
在秦漢時，除北方外，小麥和大麥又推廣至南方各地，成為人們的主食。史學界稱商朝時發生了“第一次農業革命”，指的便是小麥與大麥的引進與培育。這兩類作物產量大大高於菽和稷，由此當時國人財富速增，人口滋長，加快了華夏的文明進程。
五穀之一的水稻曆史在中國比麥子還悠久，《管子·地員》篇中記錄了十個水稻品種的名稱和它們適宜種植的土壤條件，說明那時人們培育水稻的技術已經比較成熟了，在南方地區多有栽培、種植。但秦漢及之前的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在華北平原與關中地區，南方尚是從屬地位，並未被看重，水稻產量比小麥高，卻未被廣為推廣。
漢分裂為三國後，東吳開發江南，隨後西晉合三國，但很快破滅，北方五胡稱王，東晉偏安東南，東晉至南北朝，南方第一次成為“華夏正統”。江南地區江河縱布，雨水充足，氣候溫暖，如此之天然寶地卻長期被閑置。自東吳經營江南，東晉與南北朝時期的大量移民、流民為躲避戰亂，遷徙至這裏，勞動力充足，開田墾荒熱潮興起，水稻廣為栽植，江南成為“魚米之鄉”。隋帝國合並南北統一了中國，政治與經濟中心均在北方，但南方尤其是江南物產已經有趕超北方之勢，為了南糧北運，隋煬帝開辟了大運河。
北宋初年，原產於越南的“占城稻”被引進中國，占城稻有三大優點，其一耐旱，其二不擇地而生，其三快速成熟。有此奇物，自當推行，從北宋中期起，占城稻在所有適宜其生長的地區普及。
水稻與小麥相比，同麵積的水稻產量是小麥的兩到三倍，所含熱量是小麥的五倍，其意義與利好，不言而喻。占城稻不僅耐旱，而且不畏澇，“既種之後，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耕耘，一任於天”，在旱田裏或發生幹旱時，或發生洪澇時，都不損害其生長、收獲。除非極端的氣候條件，滴雨不下或洪水滔天，占城稻的收成都不會受到影響，自此“兩湖熟，天下足”，南方糧食產量數倍於北方，經濟中心也就完全南移。
占城稻的引進與推廣，被譽為我國的“第二次農業革命”。
明朝中期時，新航路開辟，美洲被發現，原產於美洲的大量物種傳播到世界各地。雖然那時的中國正閉關鎖國，但偷偷下南洋貿易經商的人，還是把玉米、花生、番薯等作物給帶回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