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單單是中國遭受遊牧民族之苦，其他主要文明也無不深受其害。曆史學家錢穆總結人類文明時曾說：“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麵。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麵。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是遊牧文化，二是農耕文化，三是商業文化。遊牧、商業起於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為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並繼續一地，反複不舍，因此而為安定的，平穩的。”
從長期曆史來看，農業為主的文明有印度、中國、法蘭克等，商業文明有希臘、迦太基、阿拉伯等，農商並重的有羅馬、貴霜、拜占庭、奧斯曼等，遊牧、征伐為主的有匈奴、日耳曼、突厥、蒙古等。
民以食為天，吃飽了肚子，才有繼續從事其他的可能。遠古的文明，最早屬於食物采集者，摘野果野草吃，上山下水漁獵，大概屬於舊石器時期，其後的發展則屬於食物生產者，人們發現將植物集中種植，比四處去采摘的產量高，將牲畜圈養起來，比辛苦而危險的漁獵，來得更容易。於是最早的農業產生了，可稱為正式的文明亦誕生。在農業的基礎上，商業和手工業又孕育而生。
但采集與漁獵並未完全被農業和商業所替代，其一：各地技術、文明程度不同，從事農業與商業，必須得有相應的文明基礎；其二：各地自然因素不同，那些貧瘠、幹旱之地，難以發展成熟的農業，偏遠之地也無法從事商業；其三：曆史傳統與風俗沿襲，已經習慣了采集與漁獵生活。
長期以來，人們總認為遊牧民族雖然凶殘野蠻，卻質樸正直，比不上農耕與商業民族的狡猾刁鑽，表麵上是如此，後者常常玩陰謀玩詭計，但實際上，遊牧民族才是最狡猾刁鑽，而且到了極點——他們不會去創造，但心頭很明白，我為什麼要創造，直接去搶就行了！
成吉思汗曾對為爭奪繼承權而爭吵的兒子們說：“天下寬廣無邊，河水眾多，你們盡可以各自去擴大營盤，征服邦國。”又曾訓示諸將：“男子最大之樂事，在於壓服亂眾，戰勝敵人，奪取其所有的一切，騎其駿馬，納其美貌之妻妾。”
拋開道德與良知，這可算是“最高明”的強權掠奪哲學了。
於人而言，是爭奪資源，於文明而言，是不同類型文明的碰撞，那通常隻有一個最常用、最幹脆的手段，戰爭。
從中國的大興安嶺到蒙古大草原，再到東歐平原、西歐腹地，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誕生了對人類文明影響極大的最主要的一些遊牧民族，千百年來，他們背著箭鏃，手持刀劍，騎著駿馬，如黃蜂一般，對南方的農業、商業國家不停地攻擊、掠奪、侵占。由此構成了在古代時期的兩大戰爭主旋律：農耕民族、商業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攻防戰——文明帝國與蠻族部落的拉鋸戰。
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名著《全球通史》中，把遊牧民族直接稱為“蠻族”，因為相對於同時期的帝國而言，相對於同時期的農耕、商業民族而言，他們確實是落後、野蠻、凶殘的。而曆次人類文明的衰亡與重興，都與蠻族有關。人類的第一個古典文明時期內，雅利安人征服了古印度，中國的西周被犬戎與內部諸侯聯合顛覆，地中海——中東地區則連續被蠻族衝洗。而第二個古典文明時期內，羅馬帝國被高盧人、匈奴人、日耳曼人等蠻族輪番攻略，終難以為繼，陷於分裂。中國在漢帝國後分裂成三國，而後是西晉的短期統一，還是被“五胡”給破壞了，中國北方陷入空前的戰亂與仇殺中。第三個古典文明時期內，蒙古人滅了金、西夏、南宋等政權，橫掃歐亞大陸，幾乎是所向無敵，建立了四大汗國，隨後的突厥人占據了阿拉伯地區，並滅了拜占庭帝國。
因其是“通史”，斯塔夫裏阿諾斯的有些敘述實際是不精確的，但大體趨勢卻抓得異常牢實。我想補充一點的是，蒙古人與突厥人的進攻，是蠻族的極盛時期，也可以說是他們最後的輝煌，因隨之而來的航海時代與科學時代，使蠻族逐漸失去用武之地，自此淪落。幾乎每一次蠻族的進攻，都會帶來一次文明的大倒退，要花上不少時日，才能恢複元氣並有新成就，因而古代曆史的趨勢是緩慢的螺旋式向上、向前的。但航海時代與科學時代到來後，蠻族退居曆史舞台幕後，他們所起的破壞作用漸漸消失。
然而，遊牧民族雖退居曆史舞台的背後，但他們所崇尚的掠奪、侵略被“新遊牧主義”所繼承，近代，西方列強們以堅船利炮，代替了快馬飛箭、刀槍劍戟，殖民全球。弱肉強食，無論在生物界還是人類社會，這恐怕就是世界性永恒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