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國或許是最讓人迷惑的，那些雄威強大的王朝，沒被氣勢洶洶的蠻族擊垮，卻被自己人給快速摧毀；那些平時看起來柔順木訥、含辛堅忍的老百姓，卻在曆次起義中改頭換麵，變得殘暴凶狠。
這麼大尺度的轉變，還得從古代中國的內部特性、機理說起。
中國古代是個農業社會，全國便是一個超級大農場，疆域邊界有山、海、沙漠的阻擋，還有人工修築的長城及各類防禦工事，帝國內部地勢複雜，又有山陵、江河橫縱交錯，可阻擋或拖延北部遊牧民族，治國之要便是保住帝國內腑，維持農業生產，所需的財富、物產便能源源不斷地產出，以供帝國上層、官僚係統的享用、財政支出。
帝國最廣大的人群，最重要的財富，便是農民。如何管理、控製、駕馭如此龐大的農民群體，成了曆代統治者最為頭疼的問題，其重要性遠過於北方凶猛的遊牧民族。統治者集團上下，無不標榜自己愛民、親民、撫民，但觀其所作所為，卻是愚民、弱民、製民，采取的方式多不勝數，有嚴刑酷法，有禮製道德，有戶籍管理，有官方教化，有焚書坑儒，等等。或是迷魂湯，或是謊言，或是棍棒，或是繩索，軟硬兼施，多管齊下。讓農民安心、死心耕作，老老實實給國家納賦稅提供徭役，安分守己，知足常樂，不要有非分之想。對手工業者、商人也是一樣的，不過這兩類人更難控製，手工業者集中在工坊內，相互協作、交流，互通信息，沒有農民那麼閉塞，商人則更甚，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太過刁滑，所以要“重農抑商”。因此中國曆來重農，而且是明顯的小農經濟，讓農民都僅為自己的小家而忙碌，無暇他顧，也無渠道與他人互串訊息。
曆朝曆代，均采用愚民、弱民等策略，主要目的為二，其一，讓將人變成會說話的畜生，他們像牛馬騾子能辛勤勞作，又具備一定智商，不似牛馬騾子那麼愚笨，好使喚；其二，將人變成會自己動的工具，肉製鋤頭，肉製鐮刀，肉製釘耙，等等，這類工具可自我恢複，不似鐵製的鋤頭、鐮刀，木質或竹製的釘耙、掃帚，折損得很快，因而可使用時間長，一般能用到六十歲，更妙的是，這些工具可自己動！不管是會說話的畜生，還是會自己動的工具，那都是無意識的，不能反抗，隻會幹活的物件，如若萬民都是如此，那豈不是天下太平，千秋萬代？
阿瑟·史密斯在《中國人的性格》中提及到，時至晚清，阿瑟·史密斯和他的一些在華的朋友，看到很多地方發生洪澇災害，人民流離失所，拖兒帶女，一家人道乞求食，走著走著便餓死，倒在地上，而在不遠處就有官倉，阿瑟·史密斯問這些快要餓死的人，為什麼不去搶呢？擺頭回道，不敢，不敢。再問，還是，不敢，不敢。阿瑟·史密斯認為自己看到的隻是個別現象，他在中國待了整整五十年，從晚清到民國，無論是災害造成的流民，還是軍閥混戰造成的流民，他們都是如此，縱使官倉就在不遠處，身邊就有糧鋪，卻寧願餓死也不去搶。
不光是阿瑟·史密斯，其他中外學者都記載或描述了這一類似的現象，對中國人善於忍耐這一點，無一例外地成了共識。魯迅罵國人麻木不仁，是罵得最多的，最狠的，但罵了快一百年了，國人中有很多“積弊”仍然存在。
如此軟弱木訥的中國人，曆史上有過，但嗜血殘忍的中國人，曆史上也有過，而且經常是同時期並存的。這是讓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曆數古代中國各次大起義，沒一次不充斥著暴力與殘殺，瘋狂地砸官府，拆房子，搶東西，燒毀城池，揮舞著刀槍，殺官吏，殺貴族，殺平民，甚至殺婦孺。起義軍中占最大比例的是農民，他們曾經是最老實憨厚的人，曾經是受壓迫的人，何以頃刻之間，由沉默的羔羊，變成嗜血的野狼？
即使他們是循規蹈矩、老老實實的莊稼漢，“一畝三分田”、“老婆孩子熱炕頭”，便是最大人生目標；即使在收成不好，時運不濟，慘淡度日，也甘於好死不如賴活；即使他們是這個地球上最慣於忍受，最知足常樂的群體，可在普遍橫征暴斂下，這樣的簡單生活也成了奢望，這也便到了積怨暗結的時候了。
這些不敢、不敢、還是不敢的人，心中卻裝滿火藥。一旦遇到有人來點燃，那是會立刻爆炸的，而且威力巨大。
暴力引發的是更多的暴力，解決暴力，基本也隻能靠暴力。這些人一旦找到發泄的地方，平日所受的馴化被拋擲九霄雲外，不過火藥爆炸，能量釋放完之後，他們會很快恢複原樣。
就這樣，在帝國體製下的各王朝，在能控製總體形勢時，被馴化的老百姓以其辛勤，為王朝創造了無盡的財富，供統治者集團、官吏係統們享用，但不能控製形勢時，老百姓們跟著一個個野心家們揭竿而起，火藥爆炸，王朝毀滅。這是各王朝的死穴，在帝國時代，無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