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係統崩潰分兩種狀況，其一為自亂陣腳，如秦、隋、元和其他一些短命小王朝；其二為漸變的自我腐蝕。
第一種自亂陣腳便不用多說了，無非便是苛政亂政，橫征暴斂，統治者上層的大火拚等等。癡迷於權力、沉迷於享樂、不知節製者，把天下當球踢，偌大個球體，反彈回來之力，卻是誰也受不了的。近年來史界紛紜，亂彈頗多，有人說秦朝沒行暴政，修長城拱衛中原，後世承享了兩千年，有人說隋煬帝沒暴政，開通運河澤被後世，現在都還在用。修長城、開運河本身沒錯，但能不能有計劃、推進式地進行呢？以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是否過大？換成是你，是否甘願做長城下、運河底的一堆屍骨？
第二種狀況更複雜些，但亦有規律可循。
規律一：皇帝的綜合能力越來越低
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為一國之首，統率臣民，可乾綱獨斷，國之要務均由其裁決，他的能力高低能決定一個國家一時的麵貌。皇帝的個人能力主要有幾大方麵：威望、領導力、組織力、知識、經驗、謀略以及個人魅力等。稍長的朝代，會有十至二十來個皇帝，若把朝代分為前期、中期、後期，則大體有這樣的規律，前期皇帝能力最強，中期次之，後期則全然不行了，除了極少數。雖然有可能是史書過分褒揚前期的開國、治國之君，貶低後期的衰國、亡國之君，但通過各類文獻與曆史表現，觀各皇帝所作所為，確實後不如前，差別實在太大。其實，這也是很好理解的，前期的開國之君，在與眾強敵對決血戰中得的江山，一路披荊斬棘，如履薄冰，來之不易的江山，會異常珍惜，所以能善加理國，做治國之君雖無開國之君那麼驚險、辛苦，但國家曆經戰亂或動蕩，天下殘破，經濟凋敝，國家亦未完全穩定，容不得他來豪奢腐化，隻能勵精圖治，以富國強兵，鞏固根基。王朝中期以後，國家富庶，社會安定，四夷賓服，天下無事，這時候的君主基本都會奢靡起來，精神很難集中在政事上，奸佞遂起，朝綱漸壞。到了後期，其實也不是所有皇帝都不行，但生於深宮，養尊處優，早無先輩的精銳之氣了，即使有皇帝想振作一番，來個中興，但朝政已然腐敗，大廈之將傾心有餘而力不足。皇帝不是萬能的，但沒皇帝是萬萬不能的，帝國體製下，所有的製度和辦法都是圍繞他而設計，這是一根本弊症。
規律二：官僚體係越來越龐大，效率卻越來越低
這一規律在幾大王朝中均有體現，最明顯的是北宋與清朝。這兩個朝代，初期、中期、後期的官員數量是一路激增，膨脹到人浮於事的地步。官僚體係的龐大，在帝國體製下，是無藥可救的。皇帝要統治國家，不得不仰仗各級官僚，沒有官僚體係的支撐，皇帝就是個光棍司令，還有何天子威嚴可言。政權靠武力獲得，管製、統治卻得靠官僚係統的維係，並且王朝愈往後，官僚作用越大，皇帝作用越小。其實這是國家機器運轉使然，王朝前期時皇帝或某大臣的個人作用很大，但各種製度、辦法行用後，成了祖製、慣例，發展到後來，即使皇帝也無法否定。皇帝越來越成為一個王朝的代理人，官僚體係成為事實上的主宰，任何利益集體都會千方百計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形成了“官官相護”、“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退”等規則，官吏日增，積弊日深，縱至尊之皇帝也常無可奈何。譬如明嘉靖帝剛即位時，還想一展雄才，命內閣首輔楊廷和裁撤冗員，進行吏治改革，好處則是能每年為朝廷節省漕糧153萬石。眾官僚們一齊激烈反對，還有甚者派人暗殺楊廷和。嘉靖帝不得不派禁軍時時護衛楊廷和。見掀起了這麼大的波瀾，嘉靖帝不想再大展雄才了，楊廷和也偃旗息鼓了，吏治改革無疾而終。
官僚體係的龐大與行政效率的低下，幾乎是同步而行的。人多卻做不好事？這出乎常理的現象，卻最合乎中國常理。當機構精簡，權責明確時，一個官員對應一個職務，處理相應的事務，但冗員眾多後，一事多職可管，一職任有數官，問題便產生了，“無利充耳不聞”，因為有可推諉給他人，都不想管，最後是高高掛起，“有利爭先恐後”，因為你有資格，我也有資格，憑什麼你上，我不能？爭鬥撕咬中，利被眾官瓜分了，事情卻沒人做。加之逍遙自在的混皇糧的編外官員存在，做事的費力不討好，還被嘲笑，誰還願意做正經事？基本上王朝的後期，都會出現同樣的狀況，朝廷上下的官員都在無所事事、屍位素餐，朝野內外，誰都知曉，誰都明白其中壞處，卻誰也無法去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