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到家了”，一下車便跑到學堂；別來無恙，我心大慰了。我在學堂接收了許多積下的信件，正打算要按著日期一封封的去看，忽然在學堂旁邊，看見迎麵站著一個新開的澡堂；這是我南行以前所沒有的，今天仿佛等著為我洗塵，我便也不客氣的踏了進去。
在澡堂裏，我先把信件草草的看完了，然後開始洗澡。喂，窗外無端的送來一種什麼聲音，陡然把我引到兩年前的舊世界去了。影片一般的，那舊世界轆轆的在眼前過去，迷迷朦朦看見他那片上的中心人物——“傻子”。
冬天的深夜，大學近旁，東一簇西一顆的，雪地裏散布著燈火，遠望去如星星一般，仿佛正在等待東方的發白。每一顆星星都會發出叫聲，隱隱約約的又可辨得出來，是：落花生，水果糖，硬麵餑餑……
石油燈底下，伏案讀書太疲倦了，我硬拉著我的兄弟出來閑走。“夜深了，可以不去了！”這是他常常用來拒絕我的，但結果還是出來。這時的空氣，雖然是在霜雪中濾過的，寒冷自不消說，但或者也因為是在霜雪中濾過的，所以特別新鮮。我們一邊走，一邊談天，不知不覺的闖入星叢裏買點心。買了以後，手中一拿東西，便隻能回去了。走到我兄弟的書房裏，合起書本，攤開點心，石油燈底下又另開談天的一幕。這一幕每每是很長的，那天自然也依舊，我直到一二點鍾後才回去。
第二天早上，我倉忙起來，覺得缺少了一件東西，走到我兄弟那裏去問：“我昨晚把錢票夾落在你這裏沒有？”他說沒有。我說那一定是掉在糖果挑裏了。但是，我們怎麼知道這挑兒不點燈的時候是在什麼地方呢？同樣，他又怎麼知道我們不買點心的時候是在什麼地方呢？我要去找既無從找起，他要來還是無從還起了。
我兄弟說，“不是你昨天問他住在那裏，他說在三眼井嗎？”我也隱約的記起來了。我說我們不如到三眼井去問一遭。一邊走，我們一邊談笑，心想無論找得著找不著錢票夾，去訪問一個賣糖果的總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待到了三眼井，一問而知，凡是賣糖果的全住在一個廟裏。我們便走到廟裏去問。這可令人奇怪了，原來廟裏有這麼大的一個社會。談論的，打架的，自己收拾衣服或用具的，不知有多少人。在這麼大的人群裏，我們便訪問大學旁邊擺攤的是哪一位。他們都說，“在後進屋裏，王大的兄弟——傻子！”
我們又走到後進。他們正要圍坐起來吃飯，是新蒸好的黃色的一大塊一大塊的東西，熱氣騰騰的正端了出來。我們問在大學麵前擺攤的是那一位，他們都指著傻子說是他。我們又問，我們昨晚買東西的時候落了錢包沒有。他一聲也不響，臉上也一點沒有什麼表情。旁人說，大家可以到挑兒上去看一看，傻子也許不留心，還放在挑兒裏，挑兒此刻擱在大殿裏呢。
我們走到大殿，嗬，這真叫我們驚異了，大殿裏一排一排的滿放著一樣的糖果挑兒，約莫有二百個內外。這仿佛年幼時夏天玩絡緯蟲，家中隻養著一個，忽然在街上賣絡緯的挑兒上看見，幾十個小龍兒都關著絡緯，令人感得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和驚異。但是傻子將他挑兒用布蓋著的，挑兒翻起來，我們隻看見昨晚賣剩的水果糖落花生一類的東西，並不見有皮夾，我們因為要上課，便匆匆回家了。
我走到房裏，整理書籍打算上課去了！唉！我這鹵莽人，原來皮夾就放在書下。我們都覺得無端到傻子的挑兒上仿佛像搜檢一般的去看，總是萬分難過。後來大家說通了，傻子也毫不為意。隻是從此看見糖果挑兒，聽見糖果的叫聲，一定要想起傻子。
從澡堂的窗門裏進來的聲音，今日又引起我心中的傻子了。
不知不覺的洗澡完了，一路的風景也於此結果了，猛然記起品青還等著我呢，遂匆匆出門，從此開端再過我的北京生活。
一九二○年九月
上長安道上
豈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卻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為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的。因為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為武器，大與老天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卻到二十一日才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曾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為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著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著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麵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群“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為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麵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卻令我覺著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麵雖然禁屠，卻另有一方麵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吃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著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著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鍾。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鐵拐斜街地上幹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卻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此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著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著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為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的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直隸，當時省名，即現在的河北省。孫 伏 園 散 文 選 集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腴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冶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即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到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為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一個平麵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即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為所差隻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從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予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為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曆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知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家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夫，騾車夫等，在街上互相衝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們也如此。我因為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尚有目我為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吃虧的。我們赴陝的時候，火車隻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裏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才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托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麵，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遊的情形，上遊並不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麵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兩岸，雖然高出河麵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流向下遊，造成河床高出地麵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遊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為和緩，不致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仿佛“上墳船裏造祠堂”一般，大計劃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隻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雲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裏為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麵：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隻能取那易於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遊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麵，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頭，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篷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劃。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著“搶堵”兩個字。上麵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鹹陽以上。長安方麵，離城三十裏，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裏，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遊，水流是不甚急，故二百五十裏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麵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劃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麵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為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份。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麵，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盡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雲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象！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卻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著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發是剪了的，他們隻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尚吃洋炮，沙彌戳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生辜鴻銘(1856—1928)，字湯生，福建廈門人。曾留學英、法、德等國，回國後任清朝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多年。辛亥革命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清亡之後繼續蓄著辮子。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隻知道頭發長了應該剪下，並不想到剪剩了的頭發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腳趾全是直伸，並不象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腳趾壓在那個腳趾上，那個腳趾又壓在別個腳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腳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腳趾尚是架床疊屋式的，為世詬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著便要頭痛，他們整天的曬著，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氣，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的身體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胡子，不足為憑”。夏浮筠先生“雖無胡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為病色近於少年，健康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為研究係研究係，當時的一個反動的政客集團。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死後，在黎元洪任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時期，原進步黨首領梁啟超、湯化龍等，投靠段祺瑞，組織“憲法研究會”，進行政治投機活動，被稱為“研究係”。(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纖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為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為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他兩手先後伸進袖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麵加“驚歎號”的是“不準看”之意，又一種下麵加“疑問號”的才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的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著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的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嚐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隻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為使將來可以從它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象起見，所以問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豪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