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此時日本社會正處於一個欣欣向上的大變革時期，其顯著的特點就是宋朝錢幣在經濟領域的大量流通以及武士階層、農民、工商業者、金融業者各方麵之間經濟活動的頻繁發生。與當時社會的繁華氣象相對應，幕府禦家人為了負擔奢侈的生活，不惜舉債度日，甚至將自己的所領與莊園都予以抵押。而普通的農民則受到了領主更加殘酷的剝削，正嘉年間的大饑饉期間，各地強盜蜂起，惡黨橫行。這種現象並非是單純一時的景象，而是日本在充滿朝氣的鐮倉武家政權領導下急速前進的反應，處於巨大變革浪潮之中的日本，人們或者逐波逐流為潮流所裹挾，或者為爭奪屬於自己的未來而奮鬥，全然沒有意識到另外一個更加洪大的拍打世界的巨浪的到來。
但是，也並非沒有清醒看世界的人。早在文應元年（公元160年），日蓮宗的始祖日蓮上人便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的變遷，在《立正安國論》一書中預言了他國入侵，日本內亂的前景，勸幕府改弦更張，皈依正道。日蓮上人的這些話對於已經完全專製化的鐮倉幕府顯然毫無用處。
針對當時的社會狀況，幕府一邊發布惡黨鎮壓令來改善社會治安，一邊憑借禦家人所領回複令等德政令的手段，以犧牲工商業主和金融業者的利益為代價明確保護作為幕府支柱的禦家人的利益。在這樣動蕩的社會環境下，鐮倉幕府必須堅持武家政權的權威，才能繼續維持北條執權的統治地位。正因為如此，鐮倉幕府根本沒有可能在對蒙古的交涉中輕易低頭，否則幕府的威權頃刻間便會崩塌。忽必烈和忻都都自恃武威，對於島國日本的強硬態度不能理解，他對於日本國內激蕩昂揚的社會狀況的了解是非常不夠的，對於日本堅持抗戰的決心也沒有充足的體會。
就在最初的蒙古使者到達日本的文永五年（公元168年），接獲蒙古國書以後，日本朝廷尚在進行繁冗討論的時候，幕府便已經向西國的禦家人下達了警戒令。文永八年（公元171年）東國的禦家人在幕府的動員下陸續前往九州戒備，第二年二月九州當地的禦家人開始在築前、肥前一帶的沿海巡邏警備（異國警固番役）。與此同時，九州的禦家人一方麵強化武備，一方麵也加強了對領內惡黨的鎮壓。
文永九年（公元17年）十月，幕府開始調查各地領主、守護的領地以及莊園公領的土地數目，以便掌握各地的軍事動員力和經濟力，為全麵的抗戰進行準備。調查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抑製了禦家人買賣領地的行為。
憑借與蒙古抗戰的契機，北條執權不但攫取了朝廷在西國的行政權力，在幕府內部和社會文化領域也采取了強硬的統製政策。當年北條時宗捕殺了有不穩跡象的異母兄弟北條時輔，並將對幕府持批判態度的日蓮流放到了佐渡。
鎮壓惡黨，控製守護，抑製、封殺異己分子，實行全麵警戒，通過諸多手段，鐮倉幕府從一開始就抱定了徹底抗戰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