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色列的希伯來語女作家開始興起，在希伯來文學中占據了至關重要的位置。若要對女作家崛起這一文化現象的意義具有清晰的認知，則有必要回顧希伯來文化傳統。古代希伯來文化傳統是以父權製為基礎的文化傳統，男子主要從事宗教信仰的學習，女子被排斥在接受猶太經典教育的大門之外，主要承擔家庭生活的責任。猶太人從公元2世紀巴爾·科赫巴起義到公元20世紀初期這近1800年的流亡中，希伯來語逐漸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交際功能，失去了以母語為希伯來語的族群，主要用於宗教祈禱與研習宗教經典。猶太男子盡管不講希伯來語，但是可以熟練地用它進行祈禱，研習宗教經典，甚至進行必要的詩歌和書信創作；可不能接受傳統宗教教育的猶太女子則很少能夠用希伯來語進行閱讀與寫作。她們隻能使用猶太人在流亡中創立的意第緒語，或者是某一居住國家的語言。
猶太民族主義者和猶太複國主義者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所倡導的複興希伯來語口語的運動改變了猶太女子在希伯來文化史和希伯來文學史上的命運。為使希伯來語成為日常交流用語，猶太女子需要學習這門語言，與自己的孩子乃至外界人士用這門語言進行交流。複興希伯來語口語的先驅者本-耶胡達甚至鼓勵女子參與文學創作，為希伯來語這門古老的語言帶來活力與生機。
20世紀初期的一些希伯來女作家的先驅者有些出生於拉比之家，其中許多家庭受到猶太啟蒙思想的影響，已經允許自己的女兒們接受猶太傳統的教育，因此有些猶太女子有機會學習猶太經典，並具備了從事文學創作的能力，如現代希伯來文學史上第一位希伯來語女作家黛沃拉·巴倫。但是相當一部分猶太女性仍然不熟悉猶太經典，而這些經典文本又是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從事文學創作的先決條件。因此，對於她們來說，即使掌握了希伯來語口語，也仍然難以具備用書麵語創作出符合男性文學批評標準的文學作品的能力。何況，猶太複國主義話語歸根到底還是強調男性中心論，女作家似乎遊離於民族體驗之外。就像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學者拉托克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的一次研討會中所強調的那樣，“猶太複國主義理念中‘新猶太人’的理想反映了‘男性革命’的夢想，猶太人從軟弱被動轉變為強大而積極進取的行動主義。戰鬥著的本土以色列人的神話，堪稱伴隨著在巴勒斯坦定居、尤其是以色列建國而進行的軍事行動的副產品，也導致了女性的邊緣化。”這樣一來，在以色列建國之前乃至建國之後的50年代，男性作家一直居於主導地位，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世俗先知，承擔起社會活動家與社會批判者的使命。相形之下，女作家在文學神殿中一直處於從屬地位，堪稱男性主流文學的點綴。
“把手指放在傷口上”：閱讀希伯來文學與文化簡論希伯來女性文學傳統20世紀六七十年代，希伯來文學創作逐漸從戰爭、複國、重建家園等重大背景中烘托人物性格向探索人的心靈世界和內在空間轉換，邊緣人和個人主義者逐漸取代了集體主義英雄，成為文學作品的主人公。女作家逐漸找到了可以表達的主題，雖然這一時期隻有阿瑪利亞·卡哈娜-卡蒙、露絲·阿爾莫格、達莉亞·拉比考維茨、約娜·瓦萊赫等五六位女作家和詩人活躍在文壇上，但其作品的數量和質量卻不容忽視。卡蒙的創作深受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吳爾夫的影響，強調人物的心理分析，擅長描寫人物的內心獨白，尤其對女性主人公的描寫十分細膩、傳神。她大量借用《聖經》和《塔木德》和祈禱書中的古語，語言簡潔，富有節奏和音韻美，並使用大量的比喻，顯示出希伯來語的文體特征，風格莊嚴而典雅，當之無愧地在希伯來文壇上與男作家分庭抗禮，為希伯來女性文學贏得了一席之地。女詩人拉比考維茨的詩歌善於從曆史、宗教、神話中攫取詩歌意象，並注入了強烈的個人體驗，傳達出孤獨、失落與精神崩潰等情緒處於極端狀態下的人類體驗，將詩歌、愛情與信仰的迷茫一並展示在讀者麵前，尤其是淋漓盡致地表現出在強烈的創作衝動與靜默柔弱性格特征間掙紮的女性體驗，被當時的以色列讀者廣泛接受。瓦萊赫的詩歌受到榮格心理學的影響，又融進了街巷俚語的諸多文化成分，表現出女性強烈的性意識與靈魂深處的苦痛和呐喊，給希伯來女性詩歌帶來了強烈的文化衝擊。
自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以色列文壇上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便是女作家的崛起，幾乎每月都有女作家的新作榮登暢銷書榜，女性文學從邊緣走向核心，堪稱現代希伯來文學創作領域的一場變革。1992年，以色列希伯來文學翻譯學院首次出版的《以色列女作家目錄》，隻有12位作家榜上有名；1994年增至14名；而到了1998年，上目錄的女作家竟有36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