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冷戰時期,在與中國發生最激烈論戰的蘇聯,在斯大林鐵腕統治的陰影遠沒有驅散的莫斯科,仍可看到法國印象派藝術家的作品,聽到門德爾鬆小提琴協奏曲演奏會。仍有30多家劇院提供豐富多采的劇目,從果戈裏、契訶夫到布萊希特的劇作……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廳,一名日本記者注意到,有兩個十幾歲的女孩擠在一個座位,他不知道她們是怎樣用一張票子進來的。一個女孩正飛針走線,給膝蓋上的布娃娃縫上最後幾針。音樂會結束時,她推開眾人衝向台前,把布娃娃作為禮物獻給了走上台的作曲家……
竊深深以為,這個金發碧眼的女孩當年飛針走線的,並不是一個布娃娃,而是近半個世紀後浴火重生、依然英氣逼人的俄羅斯!
2003年,曆史必將證明這是值得中國人大書特書的一年。
如同1978、1992年一樣,當時人們可能並不在意,隻有在過去了一些年之後,人們才會發覺,這一年裏祖國在理性的天空下挪動了身子,從而她有了深邃的目光,較為舒展的格局。
但她的每一次挪動都曾經那麼艱難,從階級鬥爭的“火線”上轉過來,從現代迷信的“教義”上轉過來,從計劃經濟的“威權”下轉過來,從國有經濟的“圖騰”下轉過來……現在它又一次將自己龐大的身影從對GDP的崇拜下掉轉過來,轉向增長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並重。
其要義便是在效率之外,還要講公平、正義與和諧,或者換一種說法,讓我們更多地將目光投向社會底層,因為這裏有著中國當今本質的真實,有著時下這方生方死時代鬱重而又悲壯的精神氣質。這裏的生存還隻是嚴峻乃至麻木了的奮鬥(請看看馬路的塵灰中那些擦皮鞋的婦女),生活還遠不是轎車、豪庭裏的風景或者手握高爾夫球棒的休閑……
這些說到底,就是以人為本,與人為善,和合不同——
而這正應是中西方文明交彙相融後施予當代中國文化的源頭。
2003年,從此源頭出發,一片又一片理性的風濤,正愈來愈洶湧地叩響社會各層麵有識之士們的心扉,拍打著各自腳下的那塊土地。
誠如《南風窗》記者最近注意到的那樣:“在中國,這是兩種相映成趣的景象:一邊是相對落後地區的城鎮化運動此起彼伏,一邊是相對發達城市的人文化浪潮高漲不已。最近一兩年,幾乎所有國內發達城市都開始了對自己城市精神的討論與提煉。”
對於知識分子話語而言,剖析文化密碼,關注文化流變,激發文化自覺,提升文化品格,努力將關注的目標置放於一個更高向度的文化語境,更是知識分子話語以別有一格的方式,即文化批評的方式,在中國汗牛充棟而又幕燕釜魚的媒體“包圍”中得以特立卓行的理由。
本書便是我近三年間在中國大地上匆匆行走的訪談錄。
前前後後二十幾位受訪者均是學養深厚,對本土現實感覺敏銳,而且無論他們是經濟學家、曆史學家、社會學家,還是教授、作家、記者,胸懷間都拂動著強烈的人文精神。他們予我沒有戒備之心,唯有共同的憂思與希冀,彼此無須繞圈子,說套話,可以真正地實話實說,盡量地鞭辟入裏,漸入佳境處真是如眺星河,如沐花雨。正是在這一次次的思想盛宴中,大大地豐富、深邃了我對中國、尤其是內陸中國這個龐大而又紛然存在的認識,避免去盲人摸象的淺薄,並思慮其曆史的豐沛與逼仄都曾被我們大大低估了的它,在當下從未有過的恢宏吞吐、激越攪動中,將有可能走向何處……
我亦深感在時下諸多的話語評價係統中,出自於曆史又出自於現實、穿梭於民間又逡巡於學理的知識分子話語,較為飽滿與深刻,可能也最終在曆史的長廊上發出金聲玉振。
現借本書問世的機會,向三年來接受我訪談的各位致以誠摯的謝意。
犀利的目光啊,可能烙滿更深的痛苦、噙有更燙的淚水、充盈更多的柔情,這大概是中國許多知識分子的情感曆練了。我想起了二十世紀初一位詩人在俄羅斯的滿天風雪中所吟哦的,大意是——
我不能不愛腳下的這塊土地;
我不能不恨腳下的這塊土地。
2004年4月又是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