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當年曹雪芹“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霜，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雖看今朝“紅學”繁花似錦，令人眼花繚亂，以至識者有雲： 紅樓夢隻立千古，曹雪芹普度眾生。
“紅學”本是“一個智力與情感、哲理與感悟、焦躁與安寧的交換交叉作用場。你有沒有唱完沒有唱起來的戲麼？你有還需要操練和發揮的智力精力與情感麼？你有需要賣弄或者奉獻的才華與學識麼？你有還沒有哭完的眼淚麼？請到《紅樓夢》這方來！來多少個這裏都容得下！”——這是王蒙的“紅學”高論。
誠如王蒙所言： “《紅樓夢》是一本最經得住讀，經得住分析，經得住折騰的書。”遺憾的是近些年來，研究《紅樓夢》的書——紅學著作，經得住讀、經得住分析的似乎少了一點，而將《紅樓夢》作為折騰對象的文字似乎多了一點。
對《紅樓夢》折騰得最狠的似乎是索隱派的先生們。索隱派的邏輯起點是建立在類似“雍正奪嫡”等的神話上的。而“雍正奪嫡”的神話，早被曆史學家以曆史常識為武器將它撲滅了。（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的馮爾康《雍正傳》第一章第四節： 康熙之死和胤禛的嗣位）本已無戲可演了，但他們迎合人們的“窺秘”心理，將那些匪夷所思的演繹，炒得玄乎其玄，以至沸沸揚揚。反倒以傲慢與偏見馳騁在“紅學”領域，據說還創立了什麼學、什麼派。
眾所周知，《紅樓夢》固然是“一部百科全書，而且不僅是封建社會的”，“人生經驗、社會經驗、感情經驗、政治經驗、藝術經驗，無所不備”。但它畢竟是一部“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小說，而不是史書，更不是清康、雍、乾三朝實錄之別裁，其間人物固然有現實生活的影子，卻又畢竟是“水中月”、“鏡中花”，難以對號入座。中國小說中勉強能對號入座的惟晚清若幹譴責小說。而這些小說都有對史料消化不良之嫌，與《紅樓夢》更不可同日而語。
《紅樓夢》固然“留下了太多的玄想、奇想、遐想、謎語、神話，還有來不及好好梳理因此需要你的智慧的信息”，但它畢竟是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的“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的故事，而不是謎語大全。盡管其中也有若幹“謎語”別有用意。以解謎、解夢、解密碼的方式去研究小說，顯然隻能炫示“解x者”的智力，而與小說本旨不大相幹。
就索隱而言，其本應以考據為前矛，有根有據才可索其隱。說起考據，我主張重溫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考證”的方法。在胡適那裏，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 其一，沒有證據，隻可懸而不斷；其二，證據不夠，隻可假設，不可武斷；其三，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胡適稱之為“科學方法”。實行這科學方法，還有兩個前提，一為科學精神，一為科學態度。胡適說： “科學精神在於尋求實事，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隻認識事實，隻跟著證據走。”胡適多次論及科學方法，而《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雲雲，當是最為明徹的。
而就文學研究而言，無論考據，還是索隱，其歸宿應當是有助於人們去把握文學作品的美學內核，從而擔當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審美使命。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提高全民族的審美意識與審美水平，對於建設和諧的社會生活極為重要。已成為顯學的“紅學”本列在其間大有可為。誠如王蒙所雲： 《紅樓夢》“使你覺得世界上本來還是有一些讓人值得為之生為之死為之哭為之笑為之發癡的事情。它使你覺得，活一遭還是值得的。所以，死也是可以死得值得的。一百樣消極的情緒也掩蓋不下去人生的無窮滋味！”“讀一部《紅樓夢》，等於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