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於俊，三國時人，為魏《易》博士。
答帝問
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讚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於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製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雲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向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係辭》雲：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眾，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眾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複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
講《易》畢，複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雲‘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雲‘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三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雲‘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雲：‘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谘嗟求賢，欲遜己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複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眾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
於是複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