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緊紮在腦後的馬尾辮、黑框眼鏡、黑色背包、軍綠色戶外抓絨上裝、肥大的卡其布戶外褲和沙灘鞋，是李莎莎一直以來的標準裝備。她有一種習慣，隻要第一次覺得穿著舒服的衣服，就一定要多買幾套，這因此確立了她這十多年來的主要社會形象。如果有一天她突然換套新款裙子或者改變下發型，報社裏的同事估計都不會認出她來。
李莎莎認為，美麗來自於自身心靈的修養、健康的身體和自信樂觀的態度。她不願意跟隨每年的流行款，那種被別人（或許是很多團隊，而自己也不認識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設計出來的服飾、發型興許不那麼適合自己，她不認為模仿別人會讓自己變得更美麗、更與眾不同或者更加自信。她一直很滿意自己的形象，她認為這樣很舒適、整潔也很精神，就像一位隨時準備上戰場的士兵。
但在國慶節前這段時間，她發現自己突然有了從未有過的職業倦怠感。仿佛是一種失戀的感覺。那種一切都不再精彩、無所謂的狀態常常在她一次次的采訪過程中襲來，她往往開著錄音筆，但吃驚地發現自己並沒有關注采訪對象口中正在講述的內容。
李莎莎是那種被外界標識為“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的孩子，直到參加工作後，依然還住在西鼓樓外大街的父母家。她不願意被人劃分進“高幹子弟”那一類，無論是在讀書時期，還是在工作單位，對於自己父母和爺爺的情況，她都很低調。她認為，如果非要有一個先天的身份，才會被別人承認或者獲得社會的尊重，那是自身很沒有本事的表現。
在她剛考上新聞學院本科時，非典剛剛過去不久，“911”就來了。整個新聞專業師哥、師姐們都在探討如何做一位戰地記者。而事實上，那時正在開展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期間，確實湧現出了很多位戰地玫瑰——她們在那時成為所有青年才俊們競相模仿崇拜的偶像。那是一個理想主義盛行的時代，李莎莎的職業理想就被這樣的氛圍固化成要做一名“無冕之王”的風雲記者。本科畢業後，她沒有聽從專業老師呂誌國的建議，如果按照呂誌國為她所設計的人生道路，她就會被保送為呂誌國的新聞專業研究生，然後留校任教。她加入了剛剛成立、正在四處招兵買馬的《京城都市報》。除了中間到美國參加過一次為期一年的新聞業務進修外，她在這家報社幹了十年，從實習生到正式記者，從普通記者到資深記者，逐漸成為了報社采編團隊的主力幹將。
在工作了十年後，她突然發現自己正不知不覺地淪為了一名“新聞民工”。相比其他早已轉行去了企業的原同事，她的職業並不風光。尤其在現在網絡媒體、自媒體對這個傳統行業的猛烈衝擊下，記者那種神聖的職業尊嚴感漸漸地失去了光澤。她對自己所從事的經濟報道也常常感覺迷惑甚至乏味。
9月末的最後一個工作日，因為限號，她沒有開自己那輛牌照尾號為雙數的越野車，而是乘地鐵去位於陶然亭公園附近的《京城都市報》，她要給編輯交這個月最後一篇報道，並參加國慶長假前最有一次全體編前會。在編前會上，她報的幾個選題都被編輯否定掉了。離開報社後，她懷著鬱悶的心情，在搖晃地鐵中的人縫兒裏，瞅見了一段廣告，畫麵沒有留意，但那句缺少主語、對仗工整的廣告詞被她記著了：拜水都江堰、問道青城山。
如果加上主語，那是不是該兩個人幹的事情？李莎莎動用她20%的腦筋在地鐵的人縫中一直想這個問題。直到吃晚飯時，她還在琢磨，因為如果是“莎莎拜水都江堰、莎莎問道青城山”——那就太失精彩了，但是設想這段路是一個人走的，在邏輯上也說得通啊，比如：“茶後拜水都江堰、酒醒問道青城山”，這算工整了吧？但還是沒有主語，所以如果要加主語的話，一定得是兩個人去幹的事情。她邊吃飯邊思考著。
“你姨媽來電話，問我們國慶節去她家打牌吧？就是她剛在長城腳下買的那個院子，你去不去啊？”媽媽在廚房問李莎莎。因為有20%的腦袋在想另外的事情，所以李莎莎就隨口說：“不去啦，我去都江堰。”
“你們在都江堰有報道，不放假啊？”
“是啊，地震7年後的特別報道，事兒多著呢。”李莎莎回答媽媽。
她已經猜到，媽媽安排的打牌其實是借口，目的是為她相親。從幾年前，媽媽就開始為她的婚事張羅，按照自己的想法為她物色各色對象，但都被她否定了，後來幹脆連相親都不去了。“你到底要找個什麼樣的人呢？再這麼拖著也不是個事兒呀，”媽媽常這麼催促她。而她的回答是：“我還沒有遇到那個人，也許我要找的對象，根本不再這個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