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驟：如果一切照舊，告訴對方你將采取的措施，並堅持到底前三個步驟一般會收到成效，讓你馬到成功，獲得預期結果。但有時也不盡其然。你去找人評理時，對方也許會把你嘲笑奚落一番，興許還會肆無忌憚地把煙灰彈在你的鞋上，然後壞笑著揚長而去。我想，如果你的憤怒是那般真切而又強烈，你就不會被他這一招給弄得垂頭喪氣，悻悻然回去正常上班。因此，如果前三步你都照做了，情況還是沒有任何好轉，那麼你就得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了。你必須清楚下一步該怎麼走，這一點很重要。你需要冷靜地告訴對方如果你無法如願以償，就會采取什麼具體措施。對此，你一定要考慮妥當，因為即使事情沒有按照你設想的方向發展，你都不能放棄，必須堅持到底。
這種行為在心理學上被稱作“自然與合理的行為結果”。比如說，如果你有個讀中學的女兒，她總是沒有征得你的同意就開著車到處亂跑，那麼其“自然與合理的行為結果”就是你沒收她的車鑰匙；如果一個人總是失信於你，那麼其“自然與合理的行為結果”就是你拒絕借錢給他；如果你麵對暴力襲擊，那麼其“自然與合理的行為結果”就是采取暴力還擊。如果你向對方表達內心的憤怒，對方卻置之不理，那麼其“自然與合理的行為結果”就是——采取進一步的行動。你這樣做並不是想嚇唬或懲罰別人，隻是想消解自己的怒氣。
我二十七八歲的時候，從理論層麵掌握了合理表達憤怒的“四步法”。但是直到實際操作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要掌握這“四步法”是多麼困難。當時，我在大學裏教社會學，需要複印很多文章作為教材分發給學生。我把文章原文拿到校外一個複印店（我叫它“老記複印店”）去複印。我先填了一份表格。在表格上我清楚地寫上：我需要版權允許；複印份數為份；取件時間為一月份（離當時還有六個月的時間）。店老板（我叫他克羅伊德·利維福）很友好地說：放心吧，絕對沒問題。
過了幾個月，我打電話給他，想看看那些資料複印得怎樣了。“快完了”，他高興地回答道，“下周再打電話給我。”我第二周又打電話給他，他說還沒印完。秋天都快過去了，我開始每周都給他去一個電話。再後來，我每隔兩三天就給他去電話。克羅伊德總是說，他還需要再檢查檢查。在開課前一周，我決定去“老記複印店”拿原件，因為我得用來備課。好了，這個時候，克羅伊德才吱吱唔唔向我承認，他找不著原件了。
我頓時覺得血往上湧，差點沒暈過去。在征得他的同意後，我到樓上的儲藏間搜尋。我發現原件就放在儲藏間的窗台上，仍然是裝在我提過去的塑料袋裏麵。袋子上已經布滿了灰塵。我下樓跟他講：我很生氣，所有文章必須在周二前就複印好。他極度歉意地向我保證，沒有問題。但是，直到開課，我都沒有看到複印好的材料。我又去找他，他向我保證，“明天，明天一定印好！”“我真的希望你能做到，”我說，“如果你辦不到，我就會到處給去你打廣告。
我也不想這樣做，但是，我會的。”我努力把這番話說得平靜而堅定，就像對方是我五歲的兒子而非長我兩倍歲數的成年人。
我那時都還真的以為他會履行諾言、兌現承諾。我認為自己感覺到了他話語裏的真誠。抵賴是一種強有力的迷幻藥。但是，第二天我打電話給他，聽到的又是借口和保證。我立刻打斷他，“克羅伊德！告訴我事實，你什麼時候才能把這件事做了？”他沉默了一會兒，再開腔說話的時候，聲音都變了，簡直就是夾雜著抱怨的低吼：“我不敢相信你是這麼心急的一個人，催、催、催、催個不停。你知道，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得需要至少六個月。”我掛斷電話，氣得都說不出話來，但很快我就被恐懼擔心所籠罩，因為我知道，我必須得說到做到，把我威脅他的話（“自然與合理的行為結果”）貫徹到底。
我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要懲罰克羅伊德，而是想消解自己的怒氣。我知道，我如果不這樣做，就會更加心煩意亂。我必須采取進一步的措施。
我那時還從沒有參加過任何抵抗運動。然而，我所掌握的社會學知識已經告訴我應該怎樣做了。我先給學校新聞中心打電話，租到了一個喇叭。然後，我又給校報打電話，讓編輯派一個記者和攝像師周二上午九點去複印店。
星期二一大早，我就領著四十個學生朝著校外的“老記複印店”出發了。當時天氣很冷，我們呼出的水蒸氣飄在空中，好似鵝毛飛舞。我們一行人魚貫進入複印店，席地而坐，沒有高聲喧嘩、大吵大鬧。我對離我最近的那位複印店員工說，把我的資料拿給我。還是那份原文，動都沒動。我先做了個申明，“今天無論如何我都要把這份材料裏的內容傳授給我的學生，這是我的授課內容。”然後，我就通過擴音器給學生大聲朗讀一篇宗教社會學文章，學生們坐在地板上靜靜地聽著。
我就這樣讀著文章，完全不知道警察就快來了。克羅伊德和他的親信報了警。我正讀到馬克斯·韋伯的前社會學理論，隻覺得有人拍了拍我的肩，抬頭一看是警察。我告訴警察，我之前就吩咐過學生：我們是在他人的私人領地，所以一旦領地的主人抗議，我們就得迅速、安靜地離開。警察轉向克羅伊德（此時，他正躲在在複印機後麵），問道：“你沒有要求他們離開？”“我很害怕，”克羅伊德說，“她瘋了，你難到看不出來嗎？”警察轉過身來，收起了手銬。真可惜，校報又少了一張絕佳的新聞照片。不過，即便如此，我和學生也成了第二天報紙的頭條。
我這個和事佬從此便有了一頂新的臭帽子，我成天戴著這頂帽子走在校園裏，難受得要命——我心裏這個恨呀！還有比這更糟糕的呢。後來我聽說，學校裏起碼有一百多個教授都把資料送到那家複印店，正等著複印呢。當他們看到這篇報道後，都立刻收回了資料。於是，克羅伊德用紅色魔術筆寫了一封信控告我，其中一項罪名居然是是反對基督教。我有點驚訝，因為在我心目當中，反對基督教的那些人都是牛高馬大的，不像我這般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