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認為博弈是在教人耍心計，但這不一定是壞事。博弈未必不能取得好的結果。曆史證明，真正的公平來自於博弈。沒有任何強製約束的社會契約能夠超出其成員的自我利益。我們之所以遵守社會契約中的義務，並非因為大家承諾要遵守它，而是因為它與每一個成員的利益相一致。公平公正的社會契約不是聖賢的功勞，而是經過充分的博弈，博弈的各方經過利益權衡，最終妥協簽訂的。在諸多領域，沒有博弈，就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效率均衡，就沒有利益增進。美國法官思想家、《聯邦黨人文集》三作者之一的約翰·傑伊有句名言，提出了一個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難題：“過去的曆史表明，將正義運送到每個人的家門口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如何以一種有益的方式做到這一點，就遠不是那麼清楚的了。”是的，如何把正義、公平、財富等利益運送到每個人的家門口，如今對於我們來說依然是個民生難題。但過去的曆史也已表明，公平博弈、達成妥協是一種有益的方式。
從經濟領域來看，我們今天享受的豐富的物質生活，都是來源於自由市場的競爭，同樣也是博弈的結果。亞當斯密在1776年所發表的經典之作《原富》，其中關於自私行為與市場運作的兩段，是經濟學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
“很多時候，一個人會需要兄弟朋友的幫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們的仁慈之心，他將會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對方的利己之心，從而證明幫助他人是對自己有益的事，那麼這個人的成功機會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議，都是這樣想：給我所需要的，我就會給你所需要的——這是每一個交易建議的含義，而我們從這種互利的辦法中，所獲的會比我們所需的更多。我們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釀酒商人，或麵包師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利益特別關注。我們認為他們給我們供應，並非行善，而是為了他們的自利。所以，每個人都會盡其所能，運用自己的資本來爭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會有意圖為公眾服務，也不自知對社會有什麼貢獻。他關心的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來，他就好像被一隻無形之手引領，在不自覺中對社會的改進盡力而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個人為求私利而無心對社會作出貢獻，其對社會的貢獻遠比有意圖作出的大。”
其次，從政治領域來看，所謂的民主也是博弈的結果。盡管美國的民主政治並非像某些人鼓吹的那樣完美，但立國幾百年的實踐，還是可以說明這個體製有很多可取之處。美國的民主製度最為關鍵的基礎是1787年的製憲會議。參與該會議的55位代表都是當時的有識之士，但是他們並不是聖人，這是一個集體博弈的例子。一方麵，他們富有遠見，希望創造新的政府形態以避免兩件事的發生，一是獨裁，他們早就受夠了英國王室的專製；二是混亂，大夥兒一致認為這比獨裁還要糟。他們建立複雜的製衡製，目的就是試圖在兩個極端中尋找平衡點，消弭大小州之間的差異。但是同時每個人又代表著各自的集團利益，在政治、經濟利益分配方麵各有立場，爭吵不休。最終形成的美國憲法可說是“遠見”和“妥協”的綜合成果。事實上，很難說究竟是前者的遠見卓識，還是後者的爭權奪利對美國的政治體製貢獻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