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理性與非理性的區分，往往要看人們關注的目標，或者說，是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不同。
許多夫妻經常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大吵大鬧，這當然可以被認為是非理性的，事過境遷，當事人可能也覺得不值得。可是下一次還是要吵鬧，為什麼？除了顧及麵子這類“人性弱點”外，吵鬧還有一個爭奪家庭控製權或維護自身“話語權”的微妙作用。我們都知道“小洞不補，大洞尺五”的道理，在一些小事上退讓是理智的，可是誰能保證這不會助長對方的氣焰，並最終導致自己權力的喪失？所謂“不值得”的感覺並不是因為打架傷害感情，而是人們發現不能“一戰定乾坤”：吵了鬧了，可是沒什麼用處，下次還是要再交鋒。
把這個問題放大看，民主政治中各種利益集團的爭吵都具有“夫妻吵架”的含義。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某某國家政府、議會間僵持不下，導致效率低下、政府更迭或解散議會的事件，這些事件中當然有“非理性”的成分，但是比較合理的政治不正是在各利益集團的交鋒中達成的嗎？
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男孩被視為傻瓜，因為每當別人拿一枚一角的硬幣和一枚五分的硬幣讓他選擇時，他總是選五分的硬幣拿。有一個人覺得很奇怪，就問這個男孩：“為什麼你不拿一角錢的？”男孩小聲回答：“假若我拿的是一角硬幣，下一次他們就不會拿錢來給我選了。”
這是目光長遠的最佳例子。這個男孩選五分的硬幣拿，從短期效果看“非理性”，但他明白這樣可以長期拿下去；選一角的硬幣，隻能有眼前的利益，實際上並不是好辦法。
曆史眼光最長遠的人物當屬呂不韋。在中國古代，商人是沒有地位的。呂不韋很希望光大門楣，爭取政治地位，他知道，改變現狀的途徑要在社會現有的機製內尋找。呂不韋看中了子楚，把他當做可以創造巨大價值的“奇貨”。
公元前258年，呂不韋到邯鄲經商，見到入質於趙的秦國王孫異人（後改名子楚），認為“奇貨可居”，遂予重金資助，並西入鹹陽，遊說秦太子安國君寵姬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後子楚與呂不韋逃歸秦國。安國君繼位為孝文王，子楚遂為太子。次年，子楚即位（即莊襄王），任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10萬戶，門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萬人。莊襄王卒，年幼的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邦，號稱“仲父”，專斷朝政。
呂不韋的成功，我們作為現代人來分析，用現代詞彙來講，就是他具有商業眼光和投資勇氣。的確，呂不韋的這個優勢是超越時代的，在今天仍不失為經典之作。首先是投資500金給窮困潦倒的子楚，“為進用，結賓客”，然後再以500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用賄賂的手段使子楚順利成了秦國的嗣君。最後的一筆花銷是當趙國要殺子楚時，呂不韋又慷慨“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結算下來，呂不韋共花費1600金，終於完成了曆史上最大的一樁買賣，使走投無路的子楚當上了最強大國家的君王，呂不韋也理所當然地成了威勢熏天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