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在歐美國家，宗教曾一度控製著商業。紐約商學院的金融曆史教授理查德·西勒說：“幸運的是，在今天多元文化的社會裏，這些條條框框已成為曆史了。”隨著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宗教失去了其控製地位，唯有技能流傳了下來。一個交易大廳就像一座巴別塔，但是巴別塔下大家講的都是英語！一切都歸結為三部曲：買進、賣出和持有。這就是一個無國界的“地球村”。紐約證券交易所與泛歐證券交易所合並，一個法國人執掌倫敦交易所，花旗銀行由一個印度人領導……
長久以來，非新教徒也可以供職於摩根大通，高盛也不僅僅雇用猶太人。這兩個教派一路競爭，共同把持著盎格魯–撒克遜大銀行業直到20世紀60年代。天主教對待金錢的謹慎態度和伊斯蘭教對放債收息的仇視，使得兩個教派之間充滿敵意，然而這種敵意也消失殆盡了。
反猶主義的最後一座大本營紐約證券交易所，也於20世紀70年代，隨著高盛總裁格斯·利維成為第一個執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猶太人而陷落了。1792年5月17日，24名紐約交易代理人簽署了《布雷頓森林協議》，盡管這其中有幾位猶太經紀人，然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這座名揚世界的機構裏就再也沒有猶太人擔任高層職位了，直到格斯·利維出現。
表麵上看，西勒教授是正確的，過去的對抗在今天看來是膚淺的。如果說仍有過去宗教的痕跡，更多的時候則是文化的差異。在高盛，如果你想成為合夥人，就必須要有一個“猶太教會領袖”—意指要有一個股東指導你、幫助你提升，並且保護你。高盛指導交易的《商業原則》似乎吸收了“十戒”中的所有法令。現行的量才錄用的領導體製植根於猶太移民的奮鬥曆程中，先是在德國乃至歐洲，然後是在俄國。
這種宗教因素弱化的另一個表現是，高盛不斷介入中東的糾紛之中，在以色列和海灣的石油王國都有高盛的身影。自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以來，高盛幫助海灣國家收回石油美元，並投資美國的商業地產。不久之後，現任總裁勞爾德·布萊克費恩將成為高盛的一名伊斯蘭金融先驅。
摩根大通的情形也大致如此，那裏也隻留存了些許曆史的痕跡。位於林蔭路的總部餐廳裏陳列著這家公司對過去黃金歲月的回憶：一個古老的辦公室書櫃，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司令”的畫像、絕版書籍以及鐵路公司發行的原始股票存根。
這種反猶傾向同樣存在於歐洲商界。在法國，1941年曾有一部分銀行家（興業銀行、東方彙理銀行、法安銀行等）參與到了維西政權的反猶政治中，抵製猶太組織，這些仍讓人記憶猶新。今天，這種偏執和瘋狂在權威圈裏已不再盛行。在倫敦，過去支持納粹驅趕古老猶太銀行家族的偏見早已蕩然無存。但有時，依然會有沉渣泛起。例如，20世紀80年代，基尼斯股票舞弊案、摩根建富醜聞中牽涉了猶太人，右翼報紙便開始兜售陳詞濫調。而現在，隻有在日內瓦，猶太銀行與新教銀行依然涇渭分明。這是不是某些保持中立的銀行家對德國納粹的同情心在作祟呢？1997年，秉承胡格諾派理念的瑞士銀行與世界猶太人大會就無主繼承賬戶的爭論，又撕開了某些瑞士金融機構反猶主義的傷疤。
今天金融危機中的某些事件和高盛經曆的挫折已足以讓世人重新對股票交易所產生偏見。人們無法想象一個像勞爾德·布萊克費恩那樣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采訪時宣稱“從事著上帝的工作”的銀行家從不後悔。這句話喚起了上帝與瑪蒙的古老傳說，耶穌曾用此典故指那些不義之財。後來，勞爾德·布萊克費恩賭咒發誓他說那句話沒別的意思，隻是開個玩笑而已。
宗教與金錢始終是不協調的，有位銀行家曾私下裏說：“為什麼人們說高盛是猶太銀行，而不說羅斯柴爾德銀行或瑞德銀行呢？”活躍的反高盛博客成為極端反猶主義分子的演說陣地。
問題在於，批評不僅僅來自博主。作為音樂與社會現象參考書的《滾石》雜誌於2009年7月發表了一篇攻擊性很強的文章，曝光了80多年來高盛在曆次金融危機中扮演的角色。作者馬特·塔伊比是一名調查記者，他把高盛形容成“一隻纏在人性麵孔上的巨大吸血烏賊，無情地將其吸血管伸進任何聞起來有銅臭味兒的地方”。這一描述可能出自反猶主義文章，盡管“猶太”一詞從未在文中出現。這篇文章在所有網站上流傳，鼓吹一個偽德國猶太複國主義網絡即將控製高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