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武帝的時候，王湛官至汝南內史。但是最初的時候，並沒有人尊重他。在眾人的眼裏，王湛一點也不精明，相反還有點木，有點傻。他平時不言不語，從不表現自己，別人有對不起他的地方，他也從不去計較，因此，很多人都看不起他，連他的侄兒王濟也瞧不起他。比如在吃飯的時候，桌子上明明有許多好菜，王濟也不讓這位叔叔吃。王湛吃不到好魚好肉，就隻吃點蔬菜，可王濟又當著他的麵把蔬菜也吃了，寬厚的王湛並不因此而惱怒。
王濟一次到叔叔的房子裏去玩兒，見到王湛的床頭有一本《周易》，這是一本很古老又難讀懂的書。在王濟眼裏，這位“傻”叔叔怎麼可能讀懂這樣一部書呢？於是就問:“叔叔把這本書放在床頭幹什麼呢？”
王湛回答說:“身體不好的時候，坐在床頭隨便看看。”王濟懷疑叔叔讀《周易》不過是做做樣子而已，便有意請王湛說說書中的一些意思。王湛分析其中深奧的道理，深入淺出，非常中肯，講得精練而有趣味，這是王濟從來沒有聽到過的。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識和學問比起叔叔簡直差了一大截。他慚愧地歎息:“我家裏有這樣一位博學的人，可我三十年還不知道，這是我的大過錯啊！”
後來，晉武帝問起他的叔叔王湛，王濟就向他說了自己叔叔的學識和修養，連晉武帝也驚訝不已。王湛從此得到了重用，官至汝南內史。
行走於世間，如果我們每一個人平時隻管發展和提高自己，而不去追求表現和虛榮，則是一種深層次的人生智慧，因為是金子總是要發光的。隻要像王湛善於忍耐，不追求虛名，就能夠獲得他人真正的敬佩和賞識。
在名利立場上，得失的對立似乎特別明顯。然而究其實，兩者總是相互轉化的，得到反而意味著失去，失去反而意味著得到，甚至得失的不僅是名利，還有很多更重要更深層次的東西。如果在形式上放棄它，反而能夠永久地保存。
人生有許多虛浮之事，名利皆是如此。虛名雖能為人帶來一時心理的滿足感，但它是人世間各種矛盾、衝突的重要起因，也是人生之中諸多煩惱、愁苦的根源所在。對這樣華而不實的東西，棄之有何可惜呢？
寧做讓利的君子，不做得利的小人
不少人對名利太過熱衷，甚至不加區別不要尊嚴地去奪取，置社會公德而不顧，不惜讓人唾棄地去踐踏別人的利益。隻有見利讓利，處名讓名，以一副淡雅、低調的心態麵對名利的紛擾才是做人的最佳姿態。
麵對名利，就要做讓利的君子，而非是得利的小人。名譽迷惑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很強烈的，這就要看一個人的定力和修為到了一個什麼境界了。真正對名利拿得起放得下、知道急流勇退保命安生的，要數範蠡了。他在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認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以共患難，難以同富貴”，就放棄了上將軍的大名和“分國而有之”的大利，隱退於齊，改名換姓，耕於海畔，父子共力，後居然“致產十萬”，受齊人之尊，拜為卿相口後以為“久受尊名，不祥”，就呈繳相印，盡歸其財，在陶地隱居，從事耕畜，經營商貿積資數萬，安享天年。
另一個共扶勾踐成就帝業的文種因為貪戀富貴功名而不聽範蠡的勸告，結果死在勾踐的手裏。所以，爭名奪利實際上吃虧受害的是自己，而淡泊名利的卻福利雙全，走向更大的成功。
三 國時期的大梟雄曹操就很注意接班人的選擇。長子曹丕雖為太子，但幼子曹植更有才華，文采更是名滿天下，曹操有易儲的念頭。曹丕得知消息，問他的貼身官員該怎麼辦。對方回答說:“願你有德性和度量，像個寒士一樣做事。兢兢業業不要違背做兒子的禮教，也就這樣了。”
有一次曹操率軍出征，曹植朗誦自己的歌功頌德的文章討父親歡心，從而顯示自己的才能，而曹丕隻伏地而泣，跪地不起，一句話也說不出。問他為何，便哽咽說:“父親年事已高，還要掛帥親征，作為兒子心裏又擔憂又難過，所以說不出話來。”一言既出，滿朝默然，都為太子如此仁孝而感動。反過來大家倒覺得曹植隻知為己揚名，未免華而不實，有悖人子之孝道，作為一國之君，恐怕難以勝任。畢竟寫文章不能代替道德和治國才能，結果曹丕還是被定為太子。可是曹植不吸取教訓，不收斂鋒芒，不放低自己的姿態，仍然高調地結交名士，以名炫世，最終被曹丕置於死地。
因此，處世低調的人知道在名利二字麵前揣摩思量，適可而止，有所節製，懂得適度的可貴。“過猶不及”在此仍然適用。太過於去追名逐利，不僅得不到任何的好處，最終落個竹籃打水一場空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