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櫃裏豎著一張黑白照片，相紙有些發黃了，照片上是一個男嬰，剛會站立的樣子，站在一隻木質大圓桶裏。背景是一個門廳，那隻大圓桶其實是一座樓梯扶手的下端，扶手十分寬大，漆得油亮。小男孩胖乎乎的，憨憨地笑著。女兒三歲時問我那是誰，當她聽說就是小時候的爸爸時，抬起頭望我，一臉疑惑的神情。事實上同樣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把這個小男孩和我聯係起來的唯一依據是許多年前父母的告知，這個聯係如此抽象，我始終無法將它還原成我的具體生長過程。
據父母說，照片是在新新公司大廳裏拍攝的。新新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貨公司之一，在南京路最繁華的地段，現在那裏是上海食品公司。根據我的推算，父親進這家公司當出納員時的年齡是二十歲，兩年後與我的母親結婚，然後有了我的姐姐和我，二十九歲時上海解放，他離開了這家公司。我可以斷定，在新新公司的九年是父親一生中最愜意的時期。我的證據是照片，在父親和母親的相冊中，幾乎全部照片都是這個時期拍的。那時候，父親年輕英俊，顯然喜歡遊玩，經常攜母親在滬杭蘇留影。從照片上看，父親和母親衣著體麵，一雙幼小的兒女十分可愛，一家人其樂融融。姐姐和我的照片多是幼兒階段的，其後出現長期的空缺，我的弟妹們則幾乎沒有童年的留影，反映了家境的變化。讀中學時，我曾仔細整理這些舊照片，因為老相冊已破損，就自己動手製作了一本很像樣的新相冊，把它們安頓好。可惜的是，在文革中，相冊裏的絕大部分照片，由於父親穿長衫和母親穿旗袍，怕有“四舊”的嫌疑，都被我的妹妹燒掉了。
在進新新公司之前，父親有一個窮苦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按照他的敘述，他三歲喪父，全家的生計主要靠比他大十多歲的大哥做工維持，他的母親也做些織花邊的零活貼補家用。十四歲時，他進一個周姓本家開的米店當了五年學徒，接著在天蟾舞台當了幾個月售票員。在我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父親經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對我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現在我忽然想到，他這樣做不隻是在教育我們，也是在開導他自己，因為在離開新新公司之後，一方麵收入減少，另一方麵子女在增多和長大，家裏的生活明顯變得困難，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時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個更低的參照標準。解放後，父親調到稅務局工作，沒幾年就下放了，先後在幾家菜場當支部書記。他是解放初入黨的，這一資曆並未給他帶來半點官運，他終老於基層幹部的崗位。他自己對此倒沒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見他閑在家裏。二三十年間，他的工資一成不變地永遠是七十四元，這一點錢要養活一家七口，其拮據可想而知。不過當時我並不覺得苦，飯總能吃飽的，隻是當餐桌上有紅燒肉時，幾個孩子的眼睛不免會緊盯著別人的筷子。
我的母親比父親年長兩歲，年輕時曾在藥廠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後就退職了。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來是一個母親，她的全部職責就是養育五個孩子。事實上，在我們自立之前，她的確永遠在為我們的衣食住行忙碌。有一次，我在老相冊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個美麗時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華的親筆簽名。問母親才知道，這位與周璿齊名的大影星曾是母親的結拜姐妹，當時她們都住在錢家塘（後來的陝西北路）一帶，經常在一起玩。這一發現令我非常吃驚，使我意識到母親並非生來是為子女操勞的家庭婦女，她也有過花樣年華。在我妹妹燒照片的革命行動中，周曼華的玉照當然沒有幸免的可能。
母親生性安靜，總是勤勉而無聲地做著家務，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婦女那樣愛嘮叨。父親每個月把工資交給她，一家的生計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很會安排，譬如說，每逢中秋，我們家是買不起月餅的，但她一定會自製一批月餅，也很香酥可口。幼小年紀的我無憂無慮地享受著母親的照料，哪裏能體察她心中的壓力。上小學時，有一天放學回家，我發現家裏籠罩著異樣的氣氛。父親不在家，母親躺在床上，地板上一隻木盆裏盛滿血水，鄰居們聚在屋子裏外議論著什麼。三歲的小弟弟悄悄告訴我：媽媽生了個死孩子，是女的。五歲的大弟弟補充說：手還沒有長成呢，爸爸用一隻大鏟子運走，丟到專門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我聽見一個鄰居在勸慰母親，而母親回答說：“死了還好些，活的還不允許把她弄死呢。”我默默聽著，驚詫於母親的悲苦和狠心，突然感覺到了小屋裏籠罩著貧困的陰影。曾幾何時，也是在這間小屋裏，母親在這同一隻木盆裏洗衣服，她的年輕的臉沐浴在陽光中，對著我燦爛地笑，這樣甜美的情景仿佛遙遠得不可追尋了。除了最小的妹妹外，我有一個弟弟也是夭折的。據母親說，他比我小一歲，生下後幾天就死了。在我整個童年時代，我無數次地懷念這個我對之毫無印象的弟弟，因為他與我年齡最接近，我便想象他如果活了下來，一定會是我的知己，於是為失去他而格外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