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感謝郭世英，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時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帶到了世界文學寶庫的大門前。我在這個寶庫裏誠然隻走了很小一個角落，但是，一旦走了進去，看見過了珍寶，我就獲得了基本的鑒賞力，懂得區分寶物和垃圾了。作為一名哲學係學生，我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外國文學，這正是我的幸運。我從這些偉大作品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和廣度，仿佛在我的心中建立了一個秘密家園。
一、走出上海
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車從上海出發，開往北京。這是一趟為運送學生臨時增加的列車，經常在途中停下，給別的列車讓路，有時一停就一二個小時，因此慢得出奇，全程竟然走了兩天三夜。車廂裏擁擠悶熱，列車又開開停停，使得人們很不耐煩，經常有人唉聲歎氣。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個少年始終很平靜，在整個旅程中，他一聲不吭，也睡得很少，多半時間側著臉盯著車窗外。
我的確不覺得煩悶。我剛滿十七歲，第一次離家遠行，心中有惆悵，但更多的是興奮。在此之前，我從沒有出過上海，除了有一次乘短程車郊遊，也從沒有乘過火車。那次郊遊是中學畢業前不久由班級組織的，去鬆江縣境內的佘山。上海真可憐，見不到一座真正的山，號稱最高峰的佘山也隻有百多米高。我也真可憐，打生下來沒有見過山，見了這座百多米高的山就激動不已。時值初夏，滿坡青竹，我飛步登上築有一個小型天主教堂的山頂，極目四望，頓覺天闊地圓，心曠神怡。環顧四圍的地平線，當時我就下決心，一定要走出這個大圓圈，去攀登更高的山，見更大的世麵。現在我真的走出了，列車載著我駛向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乘長途列車，車窗外掠過的任何景物都使我感到新鮮，因而我的心情簡直像是旅程越長越好似的。何況在前方等著我的是隻在圖片上見過的首都，是曾經遙不可及的最高學府，是罩在夢幻裏的大學生活。我不知道未來將是怎樣的，但我意識到了這次遠行是一個轉折點，我的童年歲月已經永遠留在了身後。
從那一時段的照片上看，這個坐在滬京列車上的我是一個典型的少年書生模樣，他有一張未脫稚氣的臉，麵容有些消瘦，臉色有些蒼白，戴著一副650度的眼鏡。若幹年後，一個喜歡我的女孩這樣向我表白：“我覺得眼鏡戴在你臉上再合適不過，好像你生來就戴著眼鏡似的。”人群中偶爾閃現一張臉，斯文而又敏感，幼稚而又少年老成，我心中一動，仿佛看見了從前的我，在他身上藏著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碼。一個男孩在懵懂中生長，童年之皮一層層蛻下，逐漸長大成人了，這就是說，他的人格基本形成了。對於這業已形成的他的內在精神結構，他自己並不了解，但它大致決定了他一生做人處世的方式。與走過的路相比，前麵的路要漫長得多，可是，一生走路的姿勢正是在最初的一段路程上定型的。
後來的事實表明，我這第一次走出上海幾乎是永久性的，此後僅是回去暫住，它不再是我的定居地。不過，我從未後悔。在大學第一個學期，我想家想得厲害，但不是懷戀上海這座城市。許多上海人強烈地留戀上海，相信全中國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沒有這種上海情結。我生於斯，長於斯，但上海從來不曾給我一種可以紮根於斯的故鄉感。當時我還缺乏對比，但我肯定已經模糊地感覺到了上海的某種缺陷。比如說，周圍的乘客在用上海話熱烈地交談，我感到的不是親切而是隔膜。盡管我講了十七年上海話，卻越來越覺得這種方言別扭，遠不如講普通話自如。每當我試圖用上海話表達內心體驗或哲學思辨時，我就會因為辭不達意而結巴。上海話是一種市井語言，隻宜用來談論衣食住行，不適於表達精神內容。所以，坐在駛往北京的列車上，我甚至為今後可以不必經常講上海話而感到高興。這當然不隻是語言的問題。高級的精神活動需要一個相應的場，而上海缺乏這個場，語言僅是一個方麵的表現。經過革命的掃蕩，昔日十裏洋場培育的商業精神沒有了廣闊的用武之地，便隻好在日常生活領域施展本領，表現為細小的精明。上海人在物質生活上講究實惠，善於在這方麵使用和表現其聰明，並且以此自豪，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後來我還發現，即使在做學問上，上海人也多的是小聰明，有一股機靈勁，善於造噱頭，出風頭，但缺乏大氣象。我說的是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征，當然，無論何地，都有超越地域局限性的大胸懷和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