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係六二級有兩個班，共五十名學生。其中，有四個學生是基本不聽課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們經常逃課，一般是那種和別的係合上的公共課，逃了不易被發現。學校有規定，曠課多少節就要開除，所以最好不被發現。小課逃不了，我們便不約而同地找一個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課上看自己的書。世英喜歡在上課時寫東西，有時是詩和隨感，有時是對課堂情形的冷眼旁觀式的描寫。我們總是選擇鄰近的座位，他寫了常遞給我看，有時我也回應他，互相用紙片交談。
在一節辯證唯物主義課上，我正埋頭看書，突然聽見老師喊我的名字。我條件反射地站起來，脫口問道：“幹什麼？”同學們哄堂大笑，老師則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他終於壓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個同學，讓那個同學回答他剛才提的問題。原來是課堂提問，但我完全沒有聽見。
一定是有人告狀，係裏出麵幹涉了。有一天，擔任年級主任的陳誌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裏，給我看一張紙條，上麵寫著：“你年級學生周國平上課從不聽講，屢教不改，希望加強教育。”署名是“係總支辦公室”。陳也是上海人，對我一直頗為友好，這時也有些生氣了，責備道：“你看看，跟你說過多少遍了，你總不聽，現在叫我怎麼辦？”接著好言勸告：“同學們對你們四個人意見很大，說你們成了特殊人物。當然，你們接受能力強，可以比別人多學一點。問題是要有個輕重緩急，重點要學好馬列主義。”
其實問題不在於所學的是馬列主義還是非馬列主義，而在於從教學內容、方法到整個教育體製的僵化。大學教育的主旨本應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自主學習的能力，而在我們的課堂上隻是灌輸，所灌輸的還未必是知識，至少知識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條和廢話。我相信，任何一個智力活潑的學生，即使他強迫自己，也無法做到認真對待那些內容貧乏的課程。在這樣的教育體製下，凡是有一點兒天賦的學生，最好的辦法是以盡量少的精力對付課程，給自己留出盡量多的自學時間。現在我鼓勵在校的學生向教育爭自由，其實是有自己往日的經驗為根據的。
北大當然有馮友蘭、朱光潛這樣的有真學問的教授，但我們低年級學生沒有輪上聽他們的課。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們即使上課，恐怕也不能自由傳授自己的學識。上我們的心理學課的程乃頤是一位一級教授，一個瘦小的老頭，總是用喉音講話，邊講邊打嗝。我相信他隻在應付我們，在心理學課上一會兒談論如何防治阿米巴瘧疾，一會兒勸告我們吃東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在任課老師中，我喜歡聽張世英的課，他當時是講師，教西方哲學史中德國古典哲學部分。他顯然對所講題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帶濃重湖北音的普通話講得條理十分清楚，廢話也少，內容比較厚實。課堂上廢話多多乃是常規，方式則各異。那個教黨史的老講師據說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後來脫黨，麵對階梯教室裏的上百名學生，他一邊撫摩八字須，一邊大談自己的光榮曆史。這堂課說過的，也許他忘了，下堂課又會說。作為一個鮮明特色，提到毛澤東時，他從來不像當時約定俗成的那樣稱毛主席，總是稱毛澤東同誌，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這倒不乏可愛。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邏輯課，其內容本來十分簡單，一看就懂，卻講個沒完。任課的李副教授是一個矮胖子，一根皮帶鬆垮地係在大肚皮上，上課時經常下意識地提褲子，引得同學們竊笑。他出版過幾本小冊子，已小有名氣，又常在雜誌上發表論後期墨家的文章，所以每課必講後期墨家。這說明他多少還是做一點研究的，比不做研究的多數教員好一些。使我難以忍受的是他講課的方式，那樣地無窮重複，廢話成災。在一堂課上，我忍無可忍，寫了一首題為《獻給邏輯課》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