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動初期，哲學係的情形比較特殊。全校和各係的當權派都相繼垮台了，陣勢大亂但顯得比較有生氣，唯獨在哲學係，由於黨總支書記聶元梓是響當當的左派，原來的當權派仍基本控製著局麵，反倒顯得沉悶。係裏要求全體學生以班組為單位，坐下來學習文件，提高認識。由於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這給了若幹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幹部發難的人以機會，他們便以一貫正確的左派自居。我們被關在宿舍裏，人人必須對年級裏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表態。原來的班幹部，尤其是那位班長，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檢查。聽著人們沒完沒了地嘮叨雞毛蒜皮的陳年瑣事，一方恬不知恥地誇為光榮曆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給自己上綱上線，我感到荒謬和憤懣，隻能以沉默抗議。透過窗戶可以看見校園一角，外麵的世界生氣勃勃，越發襯托出寢室裏的死氣沉沉。左派們頻頻使用當時社論中的用語，命令每個人“觸及靈魂”，我在筆記本上恨恨地寫道：“你們的靈魂當然不必觸及，也無法觸及，因為你們根本沒有靈魂。”紅衛兵運動興起後，這些人又率先給自己套上紅袖章，神氣活現，所做的事卻仍是關起門來糾纏班級破事。我忍無可忍，寫了一首題為《攪亂哲學係》的梯形詩，抄成大字報貼出來，諷刺哲學係的紅衛兵不過是戴著紅袖章的小老頭，呼籲打破班級界限，到社會的大風大浪中去。貼出不一會兒，上麵就寫滿了批語，指責我形左實右、仇恨紅衛兵等等，宣布要和我辯論到底。我再貼出一首詩，滿意地讚許：“瞧這群激動的小老頭，現在總算有了一點兒生氣。”
八一八接見紅衛兵之後，社會上沸騰了起來。作為一個對政治內幕一無所知的學生，我的革命熱情也被煽動了起來。所謂革命熱情，其實並無具體的目標，隻是一種想要投身到沸騰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樣是馬雅可夫斯基，我想象自己像他那樣寫出許多革命詩篇，抄成大字報，然後被轉抄到紅衛兵的筆記本上，傳遍全國。然而，在現實中，我自己連紅衛兵也不是，班上的紅衛兵組織被那一夥自封的左派把持著，因而備感壓抑。八一八後不久，北京學生開始到全國串聯，我和幾個比較親近的同學商議結伴出行，某一個左派立即在我們寢室門外貼出告示，宣稱倘若狗崽子膽敢外出串聯，他們一定要把我們從火車站揪回，決不留情。在紅衛兵極端分子的語彙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實我們都不夠格。他們所罵的，一是圖道，他的父親是西藏貴族，但同時也是在文革中受保護的國家級領導幹部，另一是班長，他的家庭出身不過是小業主罷了。有趣的是，許多年後，這兩人是全年級官運最旺的，分別為副部級和正部級，遠非那些孜孜於爭奪班級權力的人所能企及。
我們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時候大串聯在全國已成燎原之勢，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見人影。我們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長、圖道和圖道的弟弟晉美，還有一個正在北京串聯的名叫許鳳的上海中學生，是一個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們的隊伍。我很喜歡圖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過童年，從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種優美的平和風度。由於他始終以一種正直的立場和健全的常識看待班級裏的糾紛，因此深遭左派們嫉恨。他對我十分友好，有時我因年少無知而口出狂言，他也總是予以寬諒。和他在一起，我感到無比踏實。大串聯期間，乘車不要錢，見車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車都塞得滿滿的，超員何止一兩倍，悶罐子貨車也常常用來載人。每到一地，當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機關、學校騰出的空屋裏打地鋪。當時畢竟年輕，倒也不覺得苦。我們選擇的是西行路線，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後到成都。一開始，我們懷著關心國家大事的熱情，把主要精力用於到大學看大字報，但很快發現情形大同小異，而我們實際上做不了什麼事。
到達成都後，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聯，要求學生立即回自己的學校。我和晉美決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後再回北京。圖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們。許鳳特別想跟我們去，我也很願意帶這樣一個漂亮的旅伴，但晉美堅決反對，認為一個上海姑娘肯定會是一個累贅。出發那天，天蒙蒙亮，趁許鳳還沒有醒，我們就悄悄動身了。晉美健步如飛，我緊緊跟隨，整個行程隻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車到山腳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頂，那天陽光明媚，腳下四周是無邊無際的金色雲海，雲海裏閃出一枚指環形的彩虹，人稱佛光，據說是峨眉山極著名又極難得一見的景致，卻被我們不期而遇。第三天，飛跑著下山，穿越積雪的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當天回到成都。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為了跟上晉美的節奏，一路連滾帶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嬌氣，下了一句“畢竟是一個上海人”的斷語。我對他這個旅伴卻很滿意，他像圖道一樣寡言，但更有一種深思的潛質。留宿金頂的那個夜晚，他勤勉地閱讀散落在僧房裏的文獻，並向臨時充當招待的僧人請教。我們在串聯中結下的友誼延續了多年，我分配到廣西，他去內蒙插隊，我們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農村表現積極，做了許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錢為生產隊買豬種。有一回，他寫信說，他有一個秘密，暫時還不能宣布。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實卻是他即將被批準入黨，但這件事最後告吹了。後來我們斷了聯係，直到有一天，我在《參考消息》上驚詫地讀到，他在美國，成了達賴的發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