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北大兩派的鬥爭趨於激化，武鬥有一觸即發之勢。我最擔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個紙箱，裏麵是我從中學開始到那時的全部日記和文稿。如果武鬥爆發，這些東西落入對立派之手，從中肯定能找出編排罪名的材料，後果不堪設想。可是，哪裏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讓我藏匿這滿滿一紙箱文件呢？我的姐夫的父母家在北京，我曾詢問是否可以寄存，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小早幫我把一部分文件寄放到了他的一個親戚家裏，但不久也被退了回來。這是可以理解的，當時北京的單位和街道都得到通知，不準收留北大學生和存放北大學生的東西。無奈之下，我狠了狠心，決定精簡我的文件，隻保留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大部分毀掉。一開始我用焚燒的辦法，但那樣太引人注意，後來就蹲在廁所裏，把文件撕成碎片，扔進馬桶衝到下水道去。這項工作花了我好幾天的時間。
中旬的一天，忽然傳來消息，新北大公社要來占領我們的38樓了，井岡山的同學紛紛逃離。當時，在偌大的北大，隻有兩棟相鄰的學生宿舍樓是井岡山的勢力範圍，即34樓和36樓。我隨手挑了幾本書，與未毀掉的少許文件捆在一起，放到34樓裏。返回我的寢室，想再揀些東西，卻突然感到心灰意懶，躺在床上聽樓道裏忙亂的響聲，覺得這一切離我無限遙遠。待響聲平靜下來後，我站起身，空著手走出了已經寂無一人的樓道。
我住進了34樓頂層的一個房間。在此之前，在對立派彈弓的襲擊下，這個房間的窗玻璃已經全部破碎。34樓原是女生宿舍，現在被井岡山占領，房間裏也是一派逃難後的景象，散落著女生的小物件。我一個人住這個房間，睡在女生的被窩裏，床上有女生的內褲，感官大受刺激。窗外掛著一隻高音喇叭，成天播放著井岡山的戰鬥檄文和對聶元梓的謾罵，震耳欲聾。當時兩派的廣播都是這個德性。也許正因為太吵，沒有人願住這個房間，而我為了能夠獨處卻寧願忍受。利用獨處的機會，我著手整理帶過來的那些文件，主要是把自以為挑不出大毛病的詩抄到一個本子上，又從最近的日記中摘錄了與世英有關的幾頁日記。然後，我把那些文件都付之一炬。隻有一個本子，我實在舍不得毀掉。大學一年級時，和世英在一起，我在日記中和紙片上記了許多東西。我記錄他的一言一行，我們之間的對話，我對他的觀察、欣賞和擔憂。這完全是因為，他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既是最精彩的內容，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內容。在他出事後的那個暑假，我在上海的家裏做了一件事，便是把所有這些內容按照時間順序加以整理，抄寫在一個厚厚的本子上，大約有二百頁之多。我決定留下這個本子，不到萬不得已時不毀掉。
然而，不多天後，世英死了。這使我感到，我生活中的郭世英這一頁真正翻過去了，世上已經沒有郭世英，我已經沒有郭世英，這個記載他的往事的本子似乎失去了意義。於是，懷著一種殉葬的悲憤之情，我點燃了這個本子。在我的一生中，我無數次地痛悔當年的這個舉動。這個無比生動的人，我有幸在他最精彩的一段時光中與他密切相處，不會有人如此詳細地記錄他那時的情形，我本是應該為世界保存好這一份證據的。記憶太不完整，也太不可靠，許多生動的細節已經與我的這個本子一起永遠消失了。我也痛悔我毀掉了我的全部日記，從十四歲到二十二歲，整個一個青春啊。在那以後，我便覺得自己仿佛成了一個沒有曆史的人，我的成長中最重要的歲月沒有留下任何文字，那個男孩的秘密的悲歡都不留痕跡地化為烏有了，我的存在也因此顯得虛幻了。
在世英死後沒幾天，北大的武鬥升級，成為真正的武鬥了。在此之前，兩派隻是通過高音喇叭互相謾罵，或者架起彈弓互相發射石彈。那些彈弓的威力也了得，井岡山人自豪的是從空軍弄到了一批韌性極好的橡膠，做成的彈弓射程甚遠。但是，我們基本上還能在校園裏自由走動。4月下旬，兩派在36樓南邊的街上發生了第一次正麵衝突，雙方的隊伍都用盔甲和長矛武裝起來，展開搏鬥。從此以後，井岡山占據的兩棟樓就成了真正的圍城，我們龜縮在裏麵，不能越過新北大設立的包圍圈。我們這邊為了防禦，在兩棟樓之間築起了掩護通道，還挖了地道，臨街的36樓外側的圍牆打開一個缺口，作為臨時的大門，上方掛了一塊寫著北大井岡山兵團幾個大字的橫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