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周恩來逝世，中國進入多事之秋。我雖身在閉塞的山區，仍能感覺到籠罩在空中的不祥氛圍。4月的一天早晨，我住在農機廠的宿舍，聽見廠裏大喇叭在轉播中央台新聞，內容是天安門事件以及撤消複出不久的鄧小平一切職務的決定。我憑直覺就知道廣播所叫囂的“偉大的勝利”是怎麼一回事，想象著廣場上鎮壓的情景，我的心一下子冷縮了，悲憤到了極點。我給一位朋友寫信說：現在我嫌資源還不夠閉塞，索性徹底地閉目塞聽才好。我和敏子在一六六醫院住了一個月院，9月10日出院，小玲送行到興安縣城，我們三人坐在汽車站附近的街沿上，廣播裏突然傳出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我們都沉默不語，壓在我心頭的與其說是悲痛，不如說是憂慮，真不知中國接下來會出什麼事。
眾所周知，接下來發生的是大快人心事。當全國許多城鎮已經刷滿了大標語的時候，我隻能透過報紙來猜測，雖然也猜出了大半。臨近資源的湖南新寧縣有一人到資源探親，談到四人幫倒台這個在外麵已經家喻戶曉的消息，結果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資源的閉塞和保守由此可見一斑。最後，總算開始傳達了，卻隻限於黨內，我仍被排除在外。可是，我敢斷言，在整個資源縣，我是最為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幾個月前我是最為天安門事件悲憤的人一樣。我恨自己此時不在北京，隻能從廣播中猜想舉國同慶的熱烈場麵。正式廣播那天，我一個人在黨校的屋子裏，按捺不住欣喜，隻好用筆歡慶。在給朋友的信中，我寫道：“多少年來，中國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暢，空中的高壓氣團一下子驅散了，敢怒不敢言變成了暢所欲言，竊竊私語變成了公開呐喊，私下牢騷變成了大街上公開的口號，政治謠言變成了政治現實。多少年來，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由衷的笑臉，第一次聽到未遭強奸的民意公開發表出來。一句話，曆史恢複了它的本來麵貌，世界又重新頭足正立了。”當然，我的欣喜還有著切身的理由：“雖然我的處境至今沒有任何改觀，但是，許多年來積聚在心中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了。在中國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可是，在資源，情況暫時沒有什麼變化。有一份材料批張春橋的謬論：“路線正確，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線不正確，收一千斤是壞的。”我們的宣傳部長看了以後指示：“這句話是對的，路線決定一切嘛，不要批這句話了。”一個公社書記在公社全體教師大會上說：“你們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縣農辦主任說：“周國平是典型的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四人幫剛倒台，這兩個人都升任縣革委會副主任了。
我決心走出這一潭死水，但困難重重。在北京中央樂團工作的林銘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斷給我打氣，現在他覺得時候到了，鼓勵我拿出作品。1977年，我把完稿的長詩《一九七六》寄給他，他拿給喬羽看，喬羽很欣賞，親自送到《詩刊》總編葛洛手上。然而，兩個月後，我收到了編輯部的退稿。接著我得知，廣西大學、廣西師院都發函調我，也都收到了縣委組織部拒絕的回函。我給地委組織部寫信，提出專業對口的要求，得到的答複是：“上級黨委有過指示，號召人人學哲學、用哲學，因而學哲學的在哪裏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沒有調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當時我就驚為奇文，舍不得丟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這封複函的簽署日期是1978年6月，這時全國已開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參加過了初試，所以心態已經很輕鬆。讀了這篇奇文，我突然覺得，出不出資源真是無所謂了，假如不出廣西，仍是一回事。我的唯一目標是回到我的精神故鄉北京。我一定要結束過於長久的冬眠，蘇醒過來，重新過人的生活——一種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種創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