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碩士生的專業方向是蘇聯當代哲學。之所以報這個專業，隻因為以前公共外語學的是俄語，基礎較好，比較有把握。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專業本身是限製不了我的。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蘇聯哲學方麵總不能一點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帳。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有一個德波林，是哲學界的頭麵人物。三十年代初，斯大林親自發動對他的批判，定性為“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把他打下去了。在這場批判運動中，最凶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學界的領導地位，從此成為斯大林的頭號禦用哲學家。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觀點，因此，在中國理論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個反麵人物。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發現他精通黑格爾哲學，並且相當認真地做著唯物地改造黑格爾辯證法的工作。相反，讀了批判他的那些資料，我發現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沒有一絲一毫的理論探討，隻有殺氣騰騰的意識形態審判。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興趣的那種哲學家，他是一個書呆子，缺乏個性和創造性。引起我關注的是，這場批判開了惡劣的先例，用領導人定調子和中央做決議的方式解決學術問題，用大批判取代學術討論，徹底取消了學術的獨立地位。於是，我決定為德波林翻案，寫了《正確評價德波林》一文。在文章中，除了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論觀點辯護外，我主要強調了這場批判的惡劣影響，尤其是對我國的影響，其中包括：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上，實用主義流行，把哲學簡單化、庸俗化；在哲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片麵強調哲學為政治服務，實際上取消了哲學；在哲學史方麵，片麵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變革意義，抹殺了人類兩千年哲學探索的價值。1979年9月，研究生院舉辦第一次學術交流會，我在會上介紹了上述觀點，引起不小的震動。我的文章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的內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著收在一本《斯大林哲學思想討論文集》中。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事實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鉛字，心裏是很高興的。
從第二學年起，我把注意力轉向了解蘇聯當代哲學的動態，瀏覽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機關刊物《哲學問題》，閱讀一些新出版的書籍。因為仍然太濃的意識形態色彩，也因為蘇聯人的充滿廢話的冗長文風，我一點兒不喜歡這些東西。但是，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在當時的蘇聯哲學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義問題是一個熱門，而這又是世界範圍內哲學關心人的問題的大趨勢的折射。與我們相比，蘇聯哲學家們對世界性哲學問題的反應畢竟敏銳得多，探討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對人的問題感興趣，並深感國內這方麵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陸續寫了一些綜合介紹蘇聯人研究情況的文章，也翻譯了一些相關資料，在刊物上發表，算是向國人提供借鑒。我還花了很多時間參與編寫賈老師主持的《蘇聯當代哲學》一書，承擔了其中相當一部分章節的寫作和最後的統稿工作。此外，我還參與了蘇聯哲學書籍的大量翻譯工作，直到畢業後兩三年仍是如此。我譯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時能譯近萬字。但是，總的來說，我對這類工作是越來越厭煩了，覺得是浪費時間。我在某一天的日記裏寫道：“終於把蘇聯哲學的暫缺部分寫完了，感到一身輕鬆。拿走吧，把這堆廢紙統統拿走吧，拿去出版還是拿去喂老鼠，我才不管呢。”這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情，我的確感到所做的這些事情沒有多大價值，因而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抵觸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