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士生畢業後，我留在哲學研究所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室當時的一位負責人很欣賞我，向所裏要我，我被分配到了那個室。可是，我很快發現，那裏的氣氛是非常不適合於我的。在賈老師的幫助下，第二年我歸口到了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順著碩士生時期的慣性，我所做的主要學術工作仍是蘇聯哲學的介紹、翻譯和馬克思人性理論的研究。作為消遣，我讀各種閑書，讀到徐梵澄、楚圖南在解放前翻譯的幾種尼采著作，頓感一見如故。那一年，所裏有人籌備《外國美學》叢刊，向我約稿，我便決定寫一篇談尼采美學的文章。於是，我開始抱著詞典讀尼采的德文原著，一邊翻譯《悲劇的誕生》和《權力意誌》中的若幹段落。我譯得慢極了，艱難極了，但別有一番趣味，覺得尼采薄薄幾頁東西比一大堆俄文書包含遠為豐富的內容，像一個美麗的謎語，經過枯燥的勞動卻探得了奇妙的謎底。我於1983年寫出《從酒神精神到權力意誌——尼采藝術哲學初探》一文，直到1986年4月才在《外國美學》第二輯上刊出，這是我從事尼采研究的開始。
嚐到甜頭後，我停不下來了，於1983年9月開始翻譯《悲劇的誕生》全文。一發而不可收，接著又譯別的著作，編成《尼采美學文選》，計二十八萬字。開譯時我並沒有想到出版，隻是因為喜歡，同時也可以練德語。譯出後，恰逢甘陽創辦人文學術文庫，便收了進去，於1986年12月在三聯出版。譯過尼采之後，我再也不肯去譯蘇聯哲學的書了，無法再忍受那樣拙劣的文體和連篇的空話。同時，我也厭煩了在馬克思主義人學問題上糾纏不休。我留所工作一年半後，所裏討論我們這批研究生的助理研究員轉正問題，有人堅決反對給我轉正，理由之一便是我在人性問題上的觀點。此後不久，開展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把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學術問題與淫書淫畫一鍋煮，我被列入所內清理名單。我不是寧願嚐神設的禁果而不屑於闖人設的禁區嗎？好吧，現在我在尼采這裏已經品嚐到了神設的禁果，回過頭去看那些人設的禁區就更覺得滑稽了。事實上，一旦回到事物本身，意識形態的壁壘就不複存在了。八十年代初的人學論戰無非是在爭論思考人的根本問題的合法性，一派以馬克思的名義宣布其不合法，另一派也以馬克思的名義申辯其合法。可是，一個思想者豈不應該直接去思考本質問題，而無須理會任何名義之爭？
1984年，全國開始正式招博士生，我在職做了汝信的學生，確定以尼采哲學為研究主題。事後聽一位知情者說，汝信也正對尼采感興趣並已開始進行研究，然而，為了不影響我的獨立探索，便悄悄轉移了研究方向。他自己從未對我提及此事，惟其如此，我心中就更加感動。常見的情形正相反，導師往往支使學生替自己做事，然後把成果占為己有。考上博士生時，我已經在醞釀寫一本關於尼采的書，那是方鳴提議我寫的。方鳴當時是人民出版社的編輯，策劃編一套叢書，想讓我來打頭炮。1985年的年初，我把自己關在那間充當宿舍的地下室裏，用了兩個月時間——日記記載：1月28日動筆，3月25日完成——寫出了這本十八萬字的小冊子，題為《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
我和方鳴可謂一見如故。他比我小一輪，那時二十多歲，在出版社第一次遇見，我就從他眼中讀出了百分之百的友情。我們都寫詩，他寫的散文詩有泰戈爾之風，可惜後來不寫了。他來看我，發現我成年累月一個人住在地下室裏，對我忍受孤獨的能力感到震驚。我說，你沒有看見我用拳頭捶牆又哭又喊的樣子呢。他對人感歎說：“周國平是最有人性的人，既文雅又瘋狂，一點兒不像他的歲數。如果沒有他，這個世界就會太沒有人味了。”我有一篇文章題為《人性、愛情和天才》，他指著這個題目說：“這完全是周國平自己的問題啊！”他還說過一句“髒話”，成為朋友間流傳的名言：“別人寫東西像撒尿，周國平寫東西像射精。”這些話表明他對我何等偏愛，而他正是懷著這樣的偏愛催促我寫尼采的。稿子出來後，他十分興奮，但也擔心我的觀點一反習見，出版會遇到阻礙，便建議我請汝信寫個序。我心想，汝信身居高職，又曾因文革後率先發表為人道主義正名的文章而遇到過麻煩，此事未免強人所難。但是，不管怎樣，我終歸要把稿子送給我的導師看一看，請他提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