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導師是中國學界特有的一個稱謂，簡稱博導。我不是博導。其實我是願意帶學生的，也經常有青年人熱切地希望做我的學生。我於1994年當上研究員，按理說就有了帶博士生的資格，便向哲學所當時的負責人提出了這一要求。哲學所招研究生一直苦於報考者稀少，所裏一些好心人聽說我要招生，便興奮地說，這回考生該擠破門了。但是，他們白高興了一場，我的申請迄無下文。此後我不再主動申請，不過，大約是一年一度申報的時候了，有一次我也曾被問到是否報名，我給了肯定的答複，但同樣再沒有下文。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也從不去打聽，因為我覺得，倘若我去查問，對於我和被問者都是一種侮辱。
兩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在複旦大學讀完了博士和博士後、現任一所名牌大學教授的先生寫給我的，他在信中表示要報考我的博士生。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裏有關人員詢問事情的可能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我給這位先生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今天去哲學所，讀到你的來信。你在獲得博士學位、完成博士後項目、擔任教授之後，仍希望報考我的博士生，這種虛懷若穀的態度令我敬佩，你對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動。但是，有一個情況也許會讓你感到意外：我迄今不是博導，沒有帶學生的資格。我曾經提出過要帶學生，沒有下文，此後我就不再提了。我本人對這種情況並不太在乎，凡屬體製內爭名奪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試之後決不再試。然而，今天讀了你的信後，我還是破例去詢問了有關部門，得到的答複是，今年有新規定，滿五十七歲者（今年我剛好如此）不再有申請博導之資格。我不是一個狂妄之人，但是，我仍不禁要為社科院感到遺憾，因為它自己剝奪了刷去其一個汙點的機會。
“當然，如果你肯委曲求全，哲學所裏博導有的是。不過，坦率地說，其中有些人是做我的學生也不配的。設身處地為你考慮，我的想法是：倘若你的目的是轉到北京或中國社科院來工作，那麼，隨便報考誰都可以，反正那隻是一個工具；倘若你是想回到哲學，那麼，其實你不必再讀一次博士生，你完全能夠憑自己的力量做到這一點。即使我有資格招你，我也會向你提出這個建議。在這種情況下，我很樂意以一個同行的身份與你切磋和交流。”
請允許我把回信也摘引在這裏：“我對目前體製也頗難理解。我的不少本科同學在中國社科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經是博士生導師。您的學問當然在一般學問之上，因為超越了知識，是一種深入的生命之思。我也不是要來北京工作，如果想來，是一直可以來的。我把博士當論文課題做，而且由此結識我認為可以為師、有益於智性學問的人。哲學所裏我真正佩服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您和李澤厚。”
滿五十七歲者不能帶學生，這個規定本身就很荒謬，姑且不論。我在五十七歲前為什麼也一直不被允許帶學生呢？隱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我估計，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說我不務正業。我寫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學術成果的，這我知道，也不在乎，我本來就不是為了一個統計數字而寫作的。可是，因為我寫了這些東西，我做的尼采研究和翻譯也不存在了嗎？直到現在，我不是還被公認是這一領域裏的領先人物嗎？看來，中國學術界的奇怪規則是，在評估你的學術能力時，你的文字表達能力是作為負數加入計算的。凡是表達生動的文字，不管所表達的內容是什麼，都不能算做成果。不僅如此，而且因為它們的存在，對你的形式上符合標準的學術成果的評估也要相應地打折扣。因此，如果你寫了大量有文采的——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學術的——著作，那麼，在它們的抵消下，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認是學術性的著作在絕對數量上也不少，在質量上相當高，至少高於他們生產的大多數產品，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有權對之忽略不計。
我對單位裏的事一向不聞不問，對體製內的任何利益也從來不爭。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沒有工夫去關心這些，從不參加評獎之類，也不知道誰得了獎。社科基金是體製內的一大利益，很早前我申請過，被否決了，後來就不再申請，隻是在實行人人必須有課題的製度以後，才申報了一個小課題，否則就得下崗。我弄不清各種利益機製，也不想去弄清。有一回，我非常偶然地看出了一點名堂。2002年底，院裏下達崗位津貼新標準，研究員分兩檔，讓大家投票，算是民意調查。第一檔的條件規定得很明確，諸如學科帶頭人、獲獎者、重點課題負責人之類。選票上開列了全所在崗研究員名單以及相應指標，包括博導、獲獎、學術委員、評審委員、重點課題、突出貢獻、特殊津貼等，每人的情況一目了然。我第一次發現，大多數人的指標都很有內容，我卻幾乎是空白，隻有特津一項，而這一項在我這個資曆上差不多人人有份，後來隻因為停止執行了，資曆較淺者便不再有份。我忽然悟到，所有這些指標是互相關聯的，隻要你得到其中關鍵的一項，譬如說重點課題，其他的利益就會跟隨而來。相反，如果你不去爭或者爭不到，也就一失俱失，沒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