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遠遠，任弼時之子。
這是他後來回憶西柏坡生活的一些往事。
1948年3月在西北戰場人民解放軍轉入進攻的形勢下，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告別了陝北，東渡黃河途經晉綏解放區，於4月到達晉察冀解放區。
我是跟隨父母和黨中央機關一起來到西柏坡的，那時我才7歲多。從延安撤出後，經過一年多的轉戰行軍，來到西柏坡就像又回到了延安。
西柏坡是背依柏坡嶺，麵向滹沱河的一個小山村。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葦子地，散發出特有的葦香，縱橫交錯的大小水渠，嘩啦啦的流著水，吱吱呀呀的水磨聲把山村氣息點綴得更加濃厚。
黨中央、解放軍總部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5位同誌都住在西柏坡的大院中。我們家是大院中一個南北狹長的小院。北房兩間，其中東邊是父親的辦公室，另外一間是父母的住房，兩間房子有門相通。我住在西房，房中那隻僅5瓦的電燈照耀著我童稚的年華，永遠在我的記憶中閃亮。
我們家小院的東麵，隻隔一條小走道就是周恩來副主席的小院，與我們僅一牆之隔的西麵是毛澤東主席的院子，再向西不遠是率領中央工作委員會早來一年多的劉少奇同誌和朱德總司令的院子（後來朱總司令搬到後麵新蓋的窯洞式房子）。他們的院子前麵有一塊麥地。
到西柏坡不久，我進入“西柏坡小學”，在這所隻有一間房子的“學校”裏，隻有兩位老師教著我們這群文化程度參差不齊的十幾個孩子。課堂上的情景是現在小學生所無法想象的。課餘我們經常上山挖雲母，因為聽說雲母可以製造肥皂盒，所以我們挖出的雲母都裝在紙盒中精心地保存著，這是我們小朋友的一大樂趣。有的還帶到了北京。
當時我母親患病，要動手術，西柏坡小學的塗老師把自己醃製的鹹蛋送給母親吃，母親也送她一些東西表示感謝，那時黨和人民的關係，真是魚水情深。
朱總司令比我父親大18歲，但在漫長的共同革命曆程中結成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使他們親如兄弟。星期天或晚飯後，他們經常去河邊和山林垂釣、漫步。葦子地旁，水渠邊，滹沱河畔都留下了這對老戰友的足跡。
徐特立老人身患重病，朱總司令和我父親來到西柏坡附近朱壕村徐老的床前，深切慰問這位在革命最困難時刻表現出最大決心和勇氣的老戰士，衷心祝願他早日康複，親眼看看新中國的誕生。
父親在延安時就已經發現患有高血壓症。經過1年零5天的轉戰陝北，病情更趨嚴重了，為了他的健康，同誌們勸他盡盈節勞，適當休息。夏天，我們一家去東柏坡的小河旁歇息，河水淺淺的，有的地方隻沒過腳麵，我們在河裏趟水或坐在岸邊，享受著大自然的美。
一天，我隨同父親去散步，走到一家農戶房前，父親鑽進了矮小的房中，詢問他家土地改革前後的生活情況，在那間小黑房子裏和農民拉起了家常。我在外麵都等急了，父親出來後，我不解地問：為什麼在那間又破又小又黑的房子裏談這麼久？父親沉思著回答：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了，我們這麼大一個機關住在這裏，他們把好房子全讓給了我們……他們的生活太苦啦。接著父親又深有感觸地自言自語：“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全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的日子……”
西柏坡是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黨中央書記處的5位同誌在這裏工作是極其繁忙的，特別是三大戰役期間真是日理萬機。毛主席習慣於夜間工作，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召集朱總司令，劉少奇同誌，周副主席和我父親到他那兒開會，研究製訂和指揮三大戰役及籌備著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各項工作。夏天他們圍坐在毛主席前院的石磨旁，天冷時則在毛主席辦公室裏開會，一開就開到午夜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