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簡單，在這樣的聚焦點下，存在著種種製約，一是因為長篇小說一直都不能算是湖北文學的強項，以文學語言，或是詩學品格為聚焦，就很難在這樣一個點下聚合足夠多的作品，尤其是符合挑選條件的文本。湖北的長篇小說比較中篇小說來說，在文體實驗和語言的創新上都不算很突出，有一定的個性特點，但不會刻意地去追求語言表現的陌生化效果，創造性地嚐試對各種語言表現手段的應用，使讀者在閱讀時能時常感受到一種新鮮感。所以不大適宜憑借語言代碼符號去對湖北長篇小說進行微觀的藝術分析。
二是湖北作家的創作聲譽都是由中篇小說奠定的，長篇小說並不是作家最好的作品，不像外省有的作家完全是靠長篇小說成名的，長篇小說往往體現了作家的最高水平，像陳忠實，長篇小說《白鹿原》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代表了他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由此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白鹿原》也成為中國鄉土小說發展史上的裏程碑之作。但在寫《白鹿原》之前，陳忠實的創作並不突出，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信任》，很概念化，到《梆子老太》和《藍袍先生》才有點起色，而《白鹿原》完全超出了陳忠實慣有的人物取材模式。同樣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之前，除了《人生》，也沒有非常好的作品，他們最好的作品都是長篇小說，也是長篇小說中的經典之作，以此去做詩學品格或是文化風範的分析就有可挖掘的深度。所以，不論選擇從詩學品格，還是從文化精義或是文化風範去分析的角度，都是很好的選擇。而湖北的長篇小說就不太適合采用詩學品格、文化風範這樣的聚焦點去進行整體的考察。
因而我還是采用了最簡單的方法，回到從湖北長篇小說發展的曆史的長度和深度去進行探求的傳統形式。在縱向上，對湖北當代長篇小說的發展曆程進行了梳理，尤其是對其曾經有過的兩次發展高峰做了具體的勾勒描述。而在橫向上，則分為多個板塊來聚合作品，分別進行論述。為了便於闡釋，我大致是以題材類型進行了基本的分類，這種分法不一定完全恰切，但層麵比較清楚，也便於把握，在類型化的框架中比較容易歸納特點，梳理規律。
當然，遺憾還是有的，一是時間，二是受限於自己的視野，出於各種原因，可能還有一些作品沒有被我看到。還有就是用何種方式去加以思考，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在理論上有天賦的人，在文學的觀念上也始終未走在前沿，我希望在以我的積累和感知對湖北當代的長篇小說所做的分析中，能有自己的思考穿越，而不要顯得太落俗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