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說話的火候，就是要把握說話的分寸，說話的分寸拿捏得好，很普通的一句話，也會平添幾許分量，話少又精到，給人感覺深思熟慮。而說話的分寸決定於你談話的對象、話題和語境等諸多因素的需要。換句話說，要言之有度。
說話就要說到位
生活中我們每個人的說話能力，一般會被當作考察此人其他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說話既是一門藝術，又是一門學問。如果說話不講究任何技巧，就有可能會招惹不必要的麻煩；如果說話不夠到位，不僅會傷害自己，還會給周圍的人造成困擾。
縱觀古今中外，凡是大有作為的人，都把說話到位作為必備的修養之一。譬如：美國總統林肯、可親可敬的周恩來總理、古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政治家西塞羅等等他們均是雄辯家。所以，一個人隻有掌握好了說話的技巧，才能在與人交往中占盡先機；隻有把話說得到位，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進入英國皇家學院工作之前，科學巨人法拉第曾與其介紹人戴維爵士進行過一段這樣的談話：
戴維：“十分抱歉，我們的談話隨時都有可能被打斷。然而，你卻是幸運的，此時此刻儀器尚未爆炸。法拉第先生，你的信與筆記本我都認真看過了，在信中，你好像並沒有提及在哪裏讀的大學。”
法拉第：“先生，我根本沒有念過大學。”
戴維：“噢，這是真的嗎。但你所做的筆記卻證明你是理解這一切的，這又如何解釋呢。”
法拉第：“雖然我沒有讀過大學，但卻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學習一切知識，並在自己的房間建立了一個小實驗室。”
戴維：“年輕人，你不斷進取的精神，令我深深感動。或許正是由於你從未體驗過真正的實驗室，才心甘情願地到這裏工作。研究科學是一件十分艱難的苦差事，盡管要付出極大努力，但卻僅能得到微薄的報酬。”
法拉第：“沒關係。事實上，隻要能夠從事這個工作，就是一種極大的報酬啊！”
戴維：“嗬嗬，你看我眼角的這塊傷疤，就是在氫實驗引起的一次爆炸中所留下的。我覺得你曾裝訂的那些書籍總不至於將你炸得出血，或將你打昏吧。”
法拉第：“的確如此，但每當我翻開那些裝訂的科學書籍時，它較為深奧的目錄時常令我瞠目結舌，神魂顛倒。”
在這段耐人尋味的對話中，法拉第的話語重點突出，詳略得當，尤為到位，別有風趣。戴維爵士強調從事科學研究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需要付出異常艱辛的勞動，甚至要付出傷殘或犧牲等血的代價，而法拉第既表現出如饑似渴的求知願望，又表現出不斷進取的執著精神。談話的結果是，戴維爵士破格將法拉第作為自己的助手。從此以後，法拉第便可在科學領域中大顯身手。倘若在這次談話中，戴維爵士一味強調學曆，而法拉第則貪慕金錢，結局將是另一番大相徑庭的情形。
西方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世間有一種成就可以使人在短時間內完成偉業，並獲得世人的認識，那就是講話能夠令人喜悅的能力。”由此可見，說話到位的重要性。對絕大多數人而言，說話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若要把話說到位，則仿佛是一件“難於上青天”的事情。
齊景公喜歡打鳥。有一次，管鳥的燭鄒不小心放走了他的鳥，景公一怒之下，決定當場將燭鄒處死。
晏子當然不支持這種殘暴的行徑，才思敏捷的他連忙說道：“燭鄒有三條罪狀，請允許我一條一條地指出他的罪狀，然後再執法殺他，這樣也可讓他死得心服口服，好嗎。”
“當然可以！”景公回答道。
晏子把燭鄒叫來，當著景公的麵指責他的罪過：“燭鄒，你知道嗎。你為我們的君主養鳥放鳥，卻不小心使鳥飛走，這是第一條罪狀；由於鳥的飛走，我們的國君十分生氣，並為此大開殺戒，這是第二條罪狀；殺了你倒也無所謂，但眾諸侯聽到此事後，便會誤認為國君重鳥輕人，造成極壞的君主形象，這是第三條罪狀。”
當晏子說完三條罪狀後，請求景公殺掉燭鄒，景公卻淡然笑道：“不要殺了，我已經領略到你的‘教誨’了”。
就這樣，晏子不僅使齊景公收回了成命，還為燭鄒撿回了一條性命。在這段對話中，齊晏子先是肯定了燭鄒的“罪行”，說到了景公的心坎裏，然後才有了為燭鄒陳述的機會。在陳述的過程中，他沒有直接說出齊景公的不對，而是通過燭鄒的做法側麵烘托了齊景公的錯誤做法，並暗示如果景公大開殺戒，還會為自己留下一個暴君的罪名。最終，讓齊景公清楚地認識到了自己的做法過於衝動，於是收回了成命。
在現實生活中，若要說話到位，就要注意以下三點：
首先，說話要注重目的，做到有的放矢。交際目的不盡相同，說話的詳略、重點的選定也應隨之有所不同，否則，將會大大降低語言表達的效果。
其次，說話要盡量客觀。這裏的“客觀’’就是指要尊重事實，實事求是地反映現實情況。在現實生活中，獨具一格的愛好與興趣，獨特的個性與知識結構往往決定著某個人隻能“這樣”而不能‘‘那樣”，但有些人卻喜歡主觀臆測，信口開河，這樣一來，事情往往被辦得十分糟糕。尊重客觀事實，就是要依據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對象而采取不同的說話方式。
最後，說話要注意適度。言談舉止是一個人心理素質、知識修養與綜合能力的具體反應。所謂說話適度，就是既不可唯唯諾諾，也不可滔滔不絕；既不可欲言又止，也不可自我吹噓；既不可扭扭捏捏，也不可目中無人。
到什麼山唱什麼歌
當我們年紀小的時候，經常會有父母、師長對我們的教導，長大一些又有朋友之間的交流，這都是談心。談心就是打開雙方的心房，通過良好的溝通促進彼此的理解，讓事情朝好的方向發展。那麼是不是每個人都會談心呢？答案是不一定。也許有些人可以高談闊論兩三個小時而麵不改色，卻不一定會輕聲細語地談心，而這種方法有時候更適合解決問題。
關於談心的原則有以下幾點。
首先，融洽關係，營造談話的氣氛。營造一種和諧的氣氛，說句笑話，講點讓人高興的事情，拉近了感情距離，效果就會好得多，哪怕煽情些也無傷大雅。其次，要注意談話的態度，要親切自然，盡量消除對方談話的戒心。如果對立情緒較大，可采取“冷處理”的方法，暫時延緩談話，或者“曲線交談”，從其它的話題入手。在親切之餘，還要注意誠懇。其三，談話要有的放矢，目標明確，不能讓對方感到無所適從。最後，要注意選擇方法，增強談話的效果。一位哲學家曾經說過：“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根據談話對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可以直奔主題，也可以迂回進行。
這些原則和方法的核心在於清楚地認識談話對象，從談話對象的角度去決定溝通的方式和內容，所謂“談心要抓心”。
此外，說話還要動聽入耳。因為，交流總是雙向的，不論是在公共場合發表演講，還是和別人隨意交談，都要注意雙方之間的互動與交流。為此，說話人不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而是要看對方，從對方的不同特點出發，說不同的話，從而創造一種和諧、融洽的氣氛，達到說話的目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後，有一次他從前的一位朋友從鄉下趕來找他：“我主萬歲！當年微臣隨駕掃蕩廬州府，打破罐州城，湯元帥在逃，拿住豆將軍，紅孩兒當關，多虧菜將軍。”朱元璋聽他說得好聽，心裏很高興。回想起來，也隱約記得他的話裏像是包含了一些從前的事情，所以，就立刻封他做了大官。這個消息讓另外一個朋友聽見了，就也去見朱元璋，幾麵後，他就直通通地說：“我主萬歲！還記得嗎？從前，你我都替人家看牛。有一天，我們在蘆花蕩裏，把偷來的豆子放在瓦罐裏煮。還沒等煮熟，大家就搶著吃，把罐子都打破了，撒了一地的豆子，湯都潑在泥地裏。你隻顧從地下滿把地抓豆子吃，卻不小心連紅草葉子也送進嘴裏。葉子梗在喉嚨口，苦得你哭笑不得。還是我出的主意，叫你用青菜葉子放在手上一把吞下去，才把紅草葉子帶下肚子裏去了……”朱元璋嫌他太不顧全顏麵，沒等那人說完就連聲大叫：“推出去斬了！推出去斬了！”
兩個人說的是同一件事，可是因為說話的方式不同，就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人們在社交生活的實踐中，道理也是相同的。
利用場合巧說話
一般情況下，說話必須要注意場合，不同的場合，應該有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不看場合，信口開河，想到什麼說什麼是不會說話的拙劣表現。反過來，特定的場合也製約著語言的運用，善於利用一定的場合來說話，往往能夠收到理想的說話效果。
人們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中使用語言，而社會文化曆史等因素又滲透到語言中，製約著語言的運用。說話要善於利用社會文化背景，也就是社會場合。
1993年底，香港寶蓮禪寺天壇大佛舉行開光大典。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港督彭定康均應邀作主禮嘉賓。儀式結束後，彭答記者問，指責我港澳辦關於香港問題的聲明，“並不是一份有特別吸引力的聖誕禮物”。記者以此請周南發表意見，周南以“佛教的日子”為由不予評論，因為在宗教聖地，參加宗教儀式，雙方展開外交爭論是不合時宜的。無奈記者追問再三，周南順口答道：“誰搞‘三違背’定會苦海無邊，罪過！罪過！誰搞‘三符合’，自是功德無量，善哉！善哉！”末了一句“阿彌陀佛”，引得在場者陣陣掌聲和笑聲。周南此時就恰當地運用了宗教這一社會背景，發言得體，無懈可擊。
切情切境，是成功講話的重要條件。在佛教聖地參加宗教儀式上的對話，周南選用佛家語，應情應景耐人尋味。
還有一些雖然不屬於大的社會環境，諸如地點、實物，但它們一旦附屬於某種社會力量所能施加影響的範圍時，它就成了社會環境。例如在國家級的外交談判中，地點的選擇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通常的處理方法是在談判雙方的領土上輪換舉行，或者選擇第三國作為談判地點。為什麼這個問題會成為一個重要而敏感的問題？人們都有這樣的體會，在朋友家裏說話，總有一種客人心態，說話也總是顯得拘謹一些，可在自己家裏接待朋友，就無拘無束了。這種主人心態，就自然形成了一種優勢，人們把它叫做“居家優勢”。
以上是小地點形成社會大環境，有時地點的改變也可形成不同的小環境，從而有利於解決不同的問題，發表有針對性的講話，例如：
有些領導者發現問題，往往請下屬到自己辦公室談話。辦公室是上級辦公的地方，下屬來到這裏，很容易聯想到上下級關係，於是便產生了一種“必須服從”的心態。這樣，本來是對等的談話，因為地點這一特殊社會環境的參與，就有利於一方，使對等的雙方，變成主動與被動的兩方。主動一方便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勢頭。以此類推，如果顧客與營業員發生糾紛，經理應巧妙地把顧客誘導進自己勢力所能影響的範圍——經理辦公室。這樣既可以避免事態的擴大，也可以使這位顧客與圍觀者隔絕，避免接受人群中一些不良反應而進一步增強不滿情緒。所以，經理室實際上成了一個有利於處理問題的小社會環境。反之，如果為了加強聯絡，增進信任和友誼，領導人員則應走出“領導效應區”，到職工宿舍、食堂、俱樂部等地區去，便於放開話題，無拘無束。這類非語言因素，有時正像看不見的磁場，有著極其強大的特殊效應。
說話通常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進行的，如時令、地理環境、自然景物往往因人的主觀感受不同而附上不同的情緒色彩。若能結合自然情景來組織話語，那麼一定會收到出奇不意的效果。如李瑞環同誌在天津工作期間，適逢國家足球甲級聯賽在天津舉行，天津隊參賽前正趕上下雨。李瑞環鼓勵隊員們說：“下雨了，你們要渾水摸‘魚’，要快傳多射，千萬別拖泥帶水。”這裏巧借場上下雨這一自然情境因素，或仿擬，或雙關，話語風趣幽默，很好地發揮了鼓舞士氣的作用。
在特定場合講話時可采用以下幾種技巧和原則，以達到理想的說話效果。
第一，多角度。某些場合的變化是出人意料的。如果應對不好，會使自己陷入某種困境。這就要求說話者必須善於變換切入角度，靈活地應對和駕馭各種局麵和場合。
第二，利用歧義。利用特定場合，造成情境歧義。例如，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校方曾召開一次專門會議，無理削減一半經費，遭到了與會人員的反對。校長林文慶不但不予理睬，反而陰陽怪氣地說：“關於這件事，不能聽你們的。學校的經費是有錢人付出來的，隻有有錢人，才有發言權！”他剛說完，魯迅立即從口袋裏摸出兩個銀幣，“叭”的一聲“拍”到桌子上，鏗鏘有力地說：“我有錢，我有發言權！”致使林文慶措手不及，狼狽不堪。魯迅講的“有錢”和林文慶說的“有錢”是兩個概念，二者所包含的語意相差甚遠，魯迅正是巧妙地利用交際環境造成的歧義，給林文慶當頭棒喝，壓下了他的氣焰，打亂了他的陣腳，實現了當眾講話的特定目的。
第三，正話反說。利用情境的參與，正話反說，擺脫不利的話語交際環境。例如，蕭何以謀反罪誅殺韓信後，又召集群臣，設下油鍋，要韓信的謀士蒯通當眾供認和韓信謀反的罪行。在這種特殊環境的製約下，蒯通無法直陳其詞，便用正意反說的方式先數了韓信的“十罪”，接著又列舉了韓信的“三愚”：“韓信收燕、趙，破三齊，有精兵四十萬，恁時不反，如今乃反，是一愚也。漢王駕出城皋，韓信在修武，統大將二百餘員，雄兵八十萬，恁時不反，如今乃反，是二愚也。韓信九裏山前大會垓，兵權百萬，皆歸掌握，恁時不反，如今乃反，是三愚也。韓信負著十罪，又有此三愚，豈不自取其禍！”蒯通明為數說韓信的罪狀和愚蠢，實為韓信鳴冤叫屈，致使滿朝文武為之動容，贏得了群臣的同情，迫使蕭何難以下手烹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