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5日，聖誕節。我與家人自洛杉磯沿1號公路開車北行至舊金山，坐在中國城一家餐館裏，過往攘肩擦背，多聞母語；四周熙熙攘攘，皆是鄉情，尤飯菜極可口，但心中卻有一絲不安，隱隱記得有一位其文字深深觸動過我的中國人就逝於此地。歸洛城，一夜尋讀黃遠庸《懺悔錄》，果然如此，這位晚清末科進士，民初第一記者，觀察犀利、持言獨立，既雅不欲勸進袁世凱，又素不肯美言孫中山，終不得不遠避他鄉，卻仍在1915年12月25日，也是一個聖誕節的下午，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廣州樓被中華革命黨美洲支部派來的槍手暗殺，時年三十歲。未凋於華土、卻隕於異邦；未死難於“反動派”之刀斧，卻葬身於“革命黨”之手槍，不能不讓人為之深深歎息。
黃遠庸自小即才華橫溢，中學根底極好，而又通曉西學；走向社會後既關心現實政治，投身實際事務，而又有豐富感情和超越思考。他出身書香世家，從小飽讀詩書，同時又有洋人家教，先是在南潯公學求學，鬧罷學後又回到科舉，兩年內三科連捷，成為進士時還不滿二十歲，但他不肯為官，而又到日本中央大學學習法律，回來後做過官員、律師、記者，被譽為“少年英傑”、“報界奇才”。
這可以說是一份讓人非常羨慕的履曆，他還很年輕，且其事業和影響力正如日中天，各方拉攏，前程遠大。然而，黃遠庸在其《懺悔錄》中卻充滿一種失敗感和近乎絕望的情緒。顯然，他心中所懸不是功利的標尺，而是精神的標尺。以功利視為左右逢源之幸運兒，以精神標準衡之，卻可能是進退失據之困獸。
刊於1915年11月10日《東方雜誌》的《懺悔錄》幾可看作是黃遠庸的精神遺囑。就像去年出版的楊絳《寫在人生邊上》，它一開始也是涉及到形神關係的問題，優先考慮的是人的形體死了是否還有靈魂，靈魂是否不朽？而另一個問題是，是否也有形體未死而靈魂已死的情形？這符合一個懺悔者的心境，因為他感到在自己的活動中失去了精神的真宰，他必須拂去塵土，重拾靈魂。
當然，“所謂魂死者，形容之詞耳。魂非真能死者也”。這裏所謂的“魂死”實際是指道德意識的沉寂無聲，指良心的死滅、精神追求的放棄。“吾之靈魂，實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獄，將此靈魂，囚置於暗室之中，不複能動，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猶若攔獸羈禽，騰跳奔突，必欲衝出藩籬，複其故所，歸其自由。”然而，“牢籠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衝突，皆屬於無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謂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視，跛不忘履，則時時從獄隙之中，稍冀須臾窺見天光”。
在黃遠庸那裏，這“天光”也暫時主要是內在的“良心”，或者說客觀審視的“他人之眼”。藉此“天光”，“不窺則已，一窺則洞見吾身種種所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綜之，恨不能即死！質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責而已”。然而，這巨大的痛苦是人的精神深化必須經曆的過程，是人的“煉獄”。人的“靈魂必曾一度或數度被其軀殼所囚獄。若曰未曾，則其將來必人此牢獄”。而“人此牢獄”的結果大致有三種：“其一，則魂以瘐死，一死不可複活。自此以後，永永墮落。……其二，則其靈魂日與軀殼奮戰，永無和議之望。……憔悴憂傷，悲歌慷慨，甚乃自殺，或已早亡。……其三，則破獄而出，出魔人道，出死人生。此後或為聖賢，或為仙佛。即其不然，亦得為有道之君子，模範之市民。”而要想靈魂“破獄而出”，必須首先認識到“形為心獄”的事實，必須先經曆一個內心“奔突叫號”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