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一陣沒和沈君山先生聯係了。記得前不久有兩次有關兩岸關係的政治變動，沈先生還興致很高地來電話做“民調”，問我們的反應，而我們連電視都還沒看，所以，沈先生也笑了，說其實我也知道你們是少數，是邊緣人、不抵數的。
前兩天妻突然接到一台灣來電，才知悉沈先生已再度中風，這真讓我們感到震驚和心疼，我們還正盼著沈先生不久來北京呢，所幸先生已基本渡過此厄，雖然想來還是有點後怕。因為我們知道，假如沈先生真歸道山，我們的感覺會是：我們再也不會有機會看見這樣精彩的人了。
實際上還是我妻子先認識沈先生的，那大概是在八九年前，沈先生還沒有中風，妻為央視“東方之子”節目采訪了沈先生，她當時就有一種像發現了一個新的文化世界的驚喜，自此就成為好朋友，後來又把我帶人了這個隔著千裏、卻相知相契的友情世界。人世之大，盡有人會比沈先生偉大、深刻、功高、名重……但在我們的視野裏，卻很少看到誰有這樣快樂而又精彩、豐富而又單純的人生。我們是多麼喜歡這樣的人生，就像欣賞一件上天的稀世之品。所以，以下的文字寫的實際是我們倆共同的感受。
讀到沈君山先生這次病後複健中寫的“二進宮”一文，我們最欣賞沈先生在文章中始終表現著的、對待自己的疾病磨難和幾度瀕臨死亡的態度的平和，這種平和也許有他此前六十七年生活的精彩墊底：有那樣精彩人生的人自然應無大憾。但他後麵遭受的困厄雖比不上約伯，對其個人來說卻也是非常沉重的，然而，在他的文字中找不到一丁點“為什麼我就該受此罪”而且是受“二茬罪”的怨恨，他隻是感謝上天給予他前麵六十多年的健康快樂，坦然接受他後來兩度沉人生命沼澤、幾乎沒頂的命運。沈先生對他後麵兩次中風在醫院遇到的人為耽擱和不便，也沒有抱怨，而至多是有一些善意的嘲諷，也是希望醫生和病人能互相體諒。
這並不是說沈先生什麼時候都不會發急，不會發脾氣，但在他那裏的確有一種對生命的骨子裏的平和，而這種平和歸根結底大概是來自其“恕道”，來自他根深蒂固的“推己及人”的習慣，這使他能夠超越個人一己的處境和知識，也從他人的處境和角度來考慮問題和理解對方。他在文中甚至仍不忘給他半夜那個救命電話開始撥錯號而驚擾了的人道一聲歉。
沈先生幾次差點就到了“另一個世界”——其實我們並不知道還有沒有這“另一個世界”。信仰天堂和來世者也許能從那種超越的信仰中得到對抗死亡的較大安慰和支持。但是，對一個很難“真心去相信那並無理性知識支持的天堂與來生”的人來說，如何能做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沈先生居然也是歡歡喜喜地進了那至多有一半生的希望的連著開刀房的血管攝影室。他並不是對死亡麻木不仁，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死是一切的終結，從此人天永絕”、“唯一的我沒了就是沒了”，知道即便人懂得這死亡不可避免而有“理性上的悟解”，“感性上還是難於絕對超然”。他知道這一切，但他還是能最後達到心地坦然，說“從群體看，好像樹上的葉子，不去舊黃哪來新綠”？所以他第一次中風後就定出自己“安寧死”的遺囑，這一次他也是冷靜地交代自己的事情。
對死亡達觀並不就是一切都無所謂。他平靜地籌劃死，但也積極地爭取和計劃生。他在夜半發現自己第二次中風，幾不能動時摸黑盡全力且又冷靜打出的那個救命電話之驚心動魄，在我看來不亞於在風暴之夜挽救一支大軍。他有關病人就醫的一些意見也值得我們每一個人認真聽取，因為誰都不能擔保哪一天自己不麵臨同樣的境遇。比如說，他談到當生死攸關的時候，人是不能夠因為清高而不去找關係的，因為有些疾病在第一時間內搶救至關重要而絕不能稍待；病人也應該知道醫院的一些規矩：如一個醫生開始處理了，別的醫生都不願意再碰，所以決定先到哪裏、後到哪裏以及開始找什麼人十分重要；病人要尊重醫生的意見，但本人還是應該清醒，自己做主，尤其在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之前不能隻聽一個醫生說什麼就做什麼，而是要聽多方麵的意見，而到該當機立斷的時候也需當機立斷等等。他也說出希望醫院改進的地方，比如說加護病房的嘈雜，護士們也許以為其間的重病人大都失去了知覺呢，所以講話總是“嘰裏呱啦”的沒有忌憚。但事實上病人常常是清楚的，哪怕他說不出話，動彈不了，人死亡時最後失去的才是聽覺。類似的經驗和意見大概隻有從死亡邊緣回來的人才可會自體會得到並提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