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會生成自己的“生活流”。當我遇見你時，我們的“生活流”就在某個時刻發生了交集。如果我們預備下周見麵，交集將發生在未來；如果我們去年見過麵或出現在一張照片裏，那麼交集發生在過去。豐富的交織關係讓我們的“流”變得異常複雜，但是每個人的“流”都嚴格遵照時間順序，因而非常容易導航。我們會自然而然沿著時間線定位一個事件。比如“這發生在聖誕旅行之後，但在我的生日之前”。
關於“生活流”作為一種結構性隱喻的好處，格勒恩特說：“‘我把這條信息放在哪兒了’這個問題，總是隻有一個準確的答案——在我的‘流’中。與文檔層級相比，時間線、紀年表、日記、日報、剪貼簿這些概念在人類的文化和曆史中更加根深蒂固。”格勒恩特對一名Sun公司的計算機代表說：“當我獲得一段新的記憶——比如，某個陽光明媚的下午與梅麗莎在‘紅鸚鵡’酒店外的一次交談——我不用命名這段記憶或是把它塞在某個目錄下。我可以使用記憶中的任何內容作為檢索的關鍵詞。我也不需要命名電子文檔，或把它們放進目錄。我隻要獲得他人的許可，就能把他人的‘流’混入我的‘流’中。反映我電子生活的個人‘流’可能混入包括我所屬團體或組織的其他‘流’。最終，我的‘流’中還將混入諸如報紙、雜誌等各種類型的‘流’。”
從1999年開始，格勒恩特多次嚐試開發其軟件的商業版本，但一直未能成功。一家購買了格勒恩特專利的公司曾起訴“蘋果”公司，認為“蘋果”盜用“生活流”的想法並用在自家的“時間機器”備份係統上（在“蘋果”的時間機器上，要想恢複一份文件，你隻要滾動時間線，回到需要的日期，就能得到包含當時計算機上所有內容的“快照”）。最近，格勒恩特和兒子丹尼爾再次嚐試開發一款運用“生活流”的商業化產品，叫做Dittach [2]。
事實上，我們已經在使用一款（至少部分包含）“生活流”產品，那就是臉譜網。你的臉譜網“流”是包括照片、新消息、鏈接、提醒以及生活中其他文件在內的流動信息。新的內容被不斷地添加到“流”的前端。如果願意，你可以在臉譜網中加入能捕捉你正在聽的音樂或正在播放的電影的小控件。臉譜網還提供了時間線界麵，方便你回顧過去。超過十億人的“流”能與你發生交集。朋友或陌生人在帖子上點“讚”或標記出照片中的一個人，兩股“流”就有了交叉。每天，臉譜網都在把更多時事或新聞“流”以及公司快訊加入“世界流”之中。
但這些隻是部分內容。“生活流”是一種主動且有意識的追蹤。當人們從相機中抓取照片、標記朋友或是刻意在“四方網”[3]（Foursquare）上的某個地點簽到時，他們就在主動地管理自己的“流”。甚至他們的Fitbit [4]數據，包括步數計算，也都是主動的，因為這些數據存在的目的就是想獲得人們的關注。如果不進行某種程度上的關注，你就不能改變自己的行為。
無意識且不主動的追蹤同樣重要。這種被動的追蹤方式有時被稱作“生活記錄”（Lifelogging），也就是簡單、機械、不動腦筋地完整記錄下一切，或者說不偏不倚地記錄生活中所有可記錄的事物。你將來可能會用到它時才去關注它。由於大部分內容永遠都用不上，“生活記錄”是一個包含巨大浪費的低效過程。今天，由於計算、存儲和傳感器設備十分廉價，這種浪費幾乎沒什麼代價。但是，對於計算的創造性“浪費”是許多最成功的數碼產品和公司的“秘方”。“生活記錄”的優勢同樣在於它對計算的奢侈使用。
最早進行“生活記錄”的人之一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泰德·尼爾森（Ted Nelson）（盡管他當時並沒有這個概念）。發明了術語“超文本”的尼爾森把自己與任何人在各地發生的對話用錄音帶或錄像帶記錄下來，這些對話的重要程度各不相同。因為和上千人見麵及交談，於是他租來一個大型集裝箱，裏麵塞滿了帶子。他的後繼者，9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如今在多倫多大學）的斯蒂夫·曼（Steve Mann）用一個頭戴式攝像機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25年來，攝像機在他醒著的時候一直開著，記錄下一年到頭來每天發生的事情。他的裝置在一隻眼睛的上方包含一個微型屏幕，而鏡頭能從第一人稱視角進行記錄，預示著20多年後穀歌眼鏡（Google Glass）的誕生。由於相機遮住了他的半邊臉，周圍人會感到不自在，但他還是無意識地隨時記錄自己的整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