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嶸紅了。這是南方某周刊最近報道於建嶸時的新聞標題。我搜羅報刊和網絡，發現近幾年於建嶸的確很有名，很搶眼球，很火，報道之多，之頻繁，之聳動，令人咂舌。於建嶸簡直成了網絡紅人，媒體的寵兒。
但是，這類報道看多了，疑問也漸漸多起來，因為我發現媒體打造的於建嶸幾乎是一副麵孔——與體製作鬥爭的“英雄”。隻要看看“標題黨”們炮製的醒目標題就略知一斑，諸如此類的有“於建嶸怒斥縣委書記”、“於建嶸反對強拆，指名道姓罵官員”、“不畏強權、敢說真話，為老百姓鳴不平”、“鎮住那些當官的”、“中國的羅賓漢”等。乖乖！就差沒把於建嶸說成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梁山好漢了。
有兩個段子很能說明這一點。
一個是於建嶸在江西省萬載縣講課時，怒斥縣委書記，罷宴而歸的故事。
這個故事流傳甚廣。話說某日，於建嶸應萬載縣委之邀，給當地七百多名幹部講課，縣委書記陳曉平作陪，課罷，陳宴請於建嶸。席間於建嶸對陳進言說，一個縣城搞五六平方公裏的開發區，會引發許多糾紛，寧可搞得慢一點，減少些社會矛盾。其實於建嶸不太知道一個縣委書記麵對“發展”的壓力有多大，陳曉平也不知道於建嶸掌握著話語權，是無冕之王，雙方都是“錯位”的。於是在宴席上，這位可憐的陳書記說出了“沒有我們這麼幹，你們知識分子吃什麼”這樣不策略的話。其實他是說，如果不發展，經濟上不來，財政收入少，你們這些知識分子生活就無法改善；沒有發展，你們知識分子就不會有便捷的高速公路可以自由來往，也不會有幹淨方便的賓館住。但是縣委書記的嘮叨惹惱了多少有些矯情的於建嶸，他拍案而起，揚長而去。當天，於建嶸發了“沒有縣委書記搞拆遷，知識分子吃什麼”的微博。立刻，萬載縣委書記陳曉平遭到網友的人肉搜索。於建嶸斷言，陳曉平的政治前程多少受到了影響。
一條微博受到萬民稱頌，萬眾擁戴，可以輕易斷送一個縣委書記的政治生命，確實威力巨大。但是，如果這個縣委書記是個清官、好官，隻是在飯桌上說了句不得體的話，這樣做，豈不也是另一種話語暴力，另一種草菅人命麼？
另一個流傳很廣的段子是於建嶸的一條調侃官員的微博：“有一個任省級官員的同學，一次與我談心裏話說：兄弟，你總批評我們這些當官的拚命往上衝。這是因為你沒有當過官，不知道當官的感覺。那種感覺真的讓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貪汙受賄，那種前呼後擁，指點江山，有什麼事給個眼色就有人辦等等官威，也讓人感到此生沒有白過。而官越大，這種感覺就會越明顯。”
據說，此條微博一小時內被轉發近2000次，被網友評為當日“最給力微博”，認為於教授開創了一種新文體——“建嶸體”，也稱“談心體”。
這條微博受到熱捧也反映了民眾的“仇官”心理，同時建構了於建嶸反官僚、反體製“英雄”的形象。
而另一條戲擬或戲謔性的微博則解構了於建嶸的“英雄”形象：“有一個叫於建嶸的同學，一次與我談心裏話說：兄弟，你總批評我們這些做批評的。這是因為你沒有做批評，不知道做批評的感覺。那種感覺真的讓人非常受用，罵一次官員，網民就前呼後擁，指點江山，有什麼事給個眼色就有人跟貼等等權威，也讓人感到此生沒有白過。而罵的官越大，這種感覺就會越明顯。”
這是網絡的力量，或者說是網絡的陰謀。他們在製造大眾需求的媒體紅人的時候，總是捧其一端，不計其餘，無限放大民眾喜愛接受的一麵，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他的另一些方麵，哪怕那些方麵很重要。這是另一種扭曲，另一種暴力，另一種專製。
比如，對於建嶸，媒體總是放大他對抗官員的一麵，突出他與體製不太一致的方麵，凸顯其反抗與倔強的一麵，而他作為學者嚴謹治學的一麵，人性中樸實沉穩的一麵，對待人生寬容閑適的一麵，則很少有人提及。久而久之，如果於建嶸不自省，在媒體的狂歡中沉醉、迷戀，甚至忘形，他就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麵。軟刀子殺人不覺痛，這就是魯迅所謂的“捧殺”。
本著尋找一個學者於建嶸，一個凡人於建嶸的目的，2011年6月14日清晨，我試著給於建嶸發了一條短信：“建嶸兄，近日讀到你的《抗爭性政治》和《底層立場》兩書，有了一些想法，想同你溝通，找你聊聊，可否有時間？”於建嶸回複：“沒有問題，什麼時間？”我沒想到他這麼痛快答應，立刻回複：“謝謝！時間地點由你來定，我隨時恭候。”
他短信說：“今天來小堡中國畫家村？”我興奮起來，隻回複了一個字：“好”，馬上收拾錄音筆和相機，撲到電腦桌前搜索百度地圖，查詢行車路線。還沒查完，於建嶸的指路短信到了：“通州宋莊小堡村（中國畫家村）。開車：京通高速快到頭時往山海關方向轉原京哈高速第一個十字路口左拐……”仿佛畫了一張詳細的路線圖。
從短信往來的這些細節看，於建嶸是一個細心、周致、體貼之人，不像神經粗大的衝動漢子。
我發動了車子，按照他的指引上路，兩個小時後，來到他的宋莊農家院。在著名的“東書房”，他熱情地接待了我。他領著我看了他的資料室，切了甜甜的西瓜吃著，泡了濃濃的咖啡喝著，給我詳細介紹了他目前的幾項工作，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問題。
我第一次見他，打量著這位幾乎被神化的於建嶸。花格子短袖衫、黑色短褲、塑料拖鞋，裝束穿著像個下崗工人；卷曲頭發、黑框眼鏡、滿頭大汗始終冒著蒸汽，形象氣質像個鄉村教師。但他的笑容充滿了親和力，沙啞的嗓音與滔滔不絕的話語有一種特殊的魅力。
中午我們一起在宋莊畫家村的一個充滿後現代風格的餐館吃了他的家鄉菜——湖南菜。每道菜都頂著紅紅的辣椒。香與辣，刺激著敏感的神經，也激發出灼熱的思想。我們談性甚酣。飯後，於建嶸匆忙了結了幾件應急的事情，我們繼續進行深度的交談。原本兩個小時的采訪，一直持續到下午四點半。我們談了整整6個小時！
他慢慢地打開自己，一顆真誠熾烈的靈魂鮮活地呈現出來。我看到了一個飛揚而又安穩的人生，一個充滿緊張而又安閑達觀的於建嶸。
三個重要的人生階段
我是通過引用柳青《創業史》裏的那句名言開始我們談話的。
我說：“有一位著名作家說，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隻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我的問題是，在你四十九年的人生曆程中，你有哪些‘緊要處’，或者‘人生關節點’、‘人生轉折點’？”
他毫不猶豫地說：“三個轉折點：上大學，下海和讀博。”
隨後他詳細地向我敘談了他的三個重要的人生階段。
1962年9月1日，於建嶸出生於湖南祁東縣一個工人家庭。4歲前，生活倒也平靜，到了1966年“文革”開始，於家的日子發生陡轉——解放前曾做過地下黨的於建嶸父親被誣為“土匪”，被造反派“揪”了出來，接受批鬥。而於建嶸的母親與於建嶸的四個兄弟姐妹一起被下放到永州農村。
在此期間，有9年的時間，即1968年至1977年，這其中有8年期間於建嶸一家又被農村趕回城裏，由於沒有城市戶口，成了“黑戶”。如果隻是窮一點，苦一點，對於建嶸來說沒有什麼，因為那是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人們都窮。最大的困難是他們沒有戶口，也就是說，他們連農民的身份都沒有，在北方稱之為“盲流”，隨時都有被抓的危險。這一點讓於建嶸很受歧視。因為沒有戶口，他上小學很晚，他至今都不會拚音；費盡力氣，好不容易上了學，卻又因為沒有正式身份而受到同學們的歧視。
物質的匱乏，忍饑挨餓倒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壓抑和無根的漂泊感。於建嶸很小就感受到世態炎涼，感受到來自社會的重壓。他處在底層的底層。他從工人階級的後代變成了農民，後來連農民的身份也一度失去了，成了盲流，到處流浪，吃盡了苦頭，受盡了白眼，那種感覺是刻骨銘心的，會留下深深的創傷記憶，永難平複。
名人在成名或成功之後，總是喜歡談論之前的苦難、艱辛，甚至不幸，以襯托其生活經曆的不同尋常和奮鬥曆程的曲折複雜，表現其性格的堅毅、思想的成熟、品質的優良等等過人之處。確實，失敗是成功之母，苦難是最好的學校。但是，未成名、未成功的人未必就不吃苦，不失敗，隻是他們無緣表達，沒人對他們感興趣。所以，我對名人“秀”苦難，總是抱有一份同情，覺得那樣非常幼稚可笑。
問題不在於你經曆了哪些苦難，而在於你成功之後如何看待這些苦難，如何解讀這些苦難。
我覺得很多媒體對於建嶸的少年時代一度沒有“戶口”，成為黑戶，過了一段流浪的生活，有些過度闡釋，認為那種經曆讓於建嶸對體製有一種天然的憎惡之感，是他後來反官僚體製的一個精神動力。我認為這種解釋是牽強的，也無益於真正理解於建嶸，反而扭曲了他的形象。
我同於建嶸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坦言少年時代的這段經曆對他影響很大，也受到了很多教益。最起碼讓他了解到了農村和農民，為他後來做農村調查和農民研究打下了認識基礎。他出身於城市裏的工人家庭，下放的經曆讓他有機會接觸農民，觀察農村社會的結構。
“這段經曆對我的思想帶來最大益處的是，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一個社會，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都必須保護社會個體最基本的權利。保護了個體的這個基本權利，就是保護了整個社會。這一個基本觀點貫穿了我後來所有的研究和思考。我小時候渴望得到社會承認，渴望得到與別人一樣的基本權利。當了學者之後，我更加自覺地認識到，爭取個體的基本權利，就是為我們每個人爭取權利，這是社會穩定的基本條件。”
於建嶸這樣總結他的少年苦難帶給他的思想財富。
1977年，中國進入到一個新的曆史階段，於建嶸的父親得到平反，4個月後，父親辭世。兩年後，16歲的於建嶸考入湖南師範學院政治係。
於建嶸對母親說：“從今天起，您不要怕了。我向您發誓，我一定要讓您過上好日子。我考上大學了，4年後，我畢業了，掙工資了，第一年每個月45元，第二年每月53元，我能養活您了。”
上大學對每一個身處底層的人來說都是改變命運的一個關鍵節點，於建嶸也不例外。
從此，於建嶸從一個沒有戶口的“黑人”，一個遊離於社會之外的身份不明的人，一躍成為天之驕子，成為社會精英，進入體製內。
體製內的優勢就是有安全感。它為你創造了一個穩定的社會位置，你在這個位置上盡職守，守規矩，平平淡淡，安安穩穩，能升遷，也能發展，你能看到自己的未來。這是大多數人向往的生活。但對一些不安分、“有想法”的頭腦來說，體製內生存其實是一種折磨，一種消解，一種窒息。
於建嶸大概就屬於這種不安分、“有想法”的人，因為他大學畢業後，不斷變換工作，居然有四五個工作之多，最後終於無法忍受體製內的種種桎梏，選擇了辭職下海。
1983年大學畢業，他被分配到衡陽醫學院分院教書。他學的是政治，自然不會讓他教解剖學，他隻能教“馬列”這種公共課。僵化的教科書和死板的教學安排，讓於建嶸這種思想活躍的青年知識分子不勝其煩。
那是一個追求思想解放的新的啟蒙時代，21歲的青年思想者於建嶸對風雷激蕩的社會思想運動有著無限的期許，他對國家的變革和社會的改造有一整套設計和想法，怎麼能夠容忍在一個封閉的空間，在一個僵化的崗位呆一輩子？
正如魯迅當年的選擇一樣，於建嶸要“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找別樣的人們”。1984年，他第一次跳槽，去了《衡陽日報》的政治生活部，為報紙寫社論。那是中共衡陽市委的機關報，社論規定了全市的大政方針和政治方向，可見於建嶸思維之敏，文字之好。
3年後，於建嶸又到了衡陽市政府教委，擔任領導的秘書。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機遇。他若把握住這次機遇，有可能會在仕途上平步青雲，最起碼會有一個光明的政治前景。
但是，如果甘願仰人鼻息、俯首帖耳地做別人的馬前卒，那就不是於建嶸了。他骨子裏的那份桀驁不馴和他胸中的那些奇思異想，阻止了他長期去當那個安安穩穩的秘書。不久，他又要逃了。這是他的第三次跳槽。他跑到衡陽市教委下屬的一張報紙，當了一名普通記者。
當然，還有第四次跳槽，他在80年代體製內的最後一份職業是衡陽師範學院的教師。命運真會捉弄人，總是喜歡給聰明人開玩笑。於建嶸仿佛走了一個圓圈，從衡陽醫學院的教師崗位出走，一路折騰，最後又回到了教師崗位，隻不過換成了衡陽師範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