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江湖
我的父親過世已33年了。他是在“文革”剛結束就離開了我們，當時我隻有15歲多。說實在話，他在我的記憶中已相當模糊不清。所以，當《南方周末》提出來要我寫一篇關於父親的文章時，我首先是拒絕的。但因我去年發表了一篇小說就叫《父親》，這其中的父親身份曾引起了廣泛的猜測，最後，我還是答應了這篇約稿，讓思維盡量去開啟有關父親的記憶。
正如我小說所記述的，我父親的家鄉是湖南永州市人，也是原來的零陵縣。這個地方給世人最深刻標誌的應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在《捕蛇者說》中所說的異蛇。父親是由於貧困而參加當時在我老家非常活躍的湘南遊擊隊，而成為一個革命者的。他曾經最喜歡的照片，就是他身配兩把盒子槍，威風凜凜的樣子，像一個當官的人。
實際上，我父親還真不一個當官的料。我母親經常對父親最不滿的評價，就是父親不懂政治。也許在遊擊隊養成的習慣，也許就是他的某些天性，父親江湖得很。隻要有人求著他，隻要不是傷天害理，特別是對普通百姓有好處的，天大的事他都幹。從部隊到地方後，總是為了給下屬或老百姓辦一些“無原則”的事，而常受指責，官級也越當越低。到後來，他隻是一個國營企業的廠長。他的許多戰友甚至他的部下，有些人卻當了大官。盡管官當得不大，到文革時，他還是成了當權派，靠邊站，挨批鬥，下到車間去勞動改造。最嚴重的問題，把我母親和我們這些孩子都下放到了農村，最後成為了沒有戶口、沒有布票、糧票等任何基本生存保障的“黑人”。
父親在我的心中，永遠是偉岸和堅強的。尤其是從江湖上走出來的父親就顯得更為強大。盡管我的家庭，事實上淪落到了社會最底層，但父親仍然總在人們麵前表現出英雄無比的狀態。他經常會穿著那些還在部隊當官的戰友送給他的軍大衣，在小城的大街上非常威武地走來走去。他總是笑嗬嗬地與各種人打招呼，享受人們對他軍大衣的敬畏。那時我經常為父親的英姿而感動，當時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跟在父親的後麵，也像一個軍人一樣，走來走去。
但我終於感受到他內心中某些因自尊而被掩蔽的不安和無柰。那是我上小學的第一天。本來由於我是沒有戶口的“黑人”，是沒有資格上學的。父親通過各種關係把我送進一所小學旁聽。可在上學的第一天，就讓知道我是“黑人”的同學拖出了教室，並把我唯一的由裝貨物的麻袋包做成的衣服撕破了。我在學校後院的馬路邊痛哭。這時，父親來了。
他說是路過，但我知道他是由於不放心而特意來的。他撫摸著我的頭，我感到他在哭泣。這是我見過父親唯一的一次流淚。也正是這件事，確立了我一生的目標：一定要搞清楚是什麼樣的東西把我一個黃種人變成了黑人，一定要想一切辦法不讓我們的子孫們再成為黑人。
“文革”結束後，有一個相當級別的部門，曾經給我們家發了一份正式文件。內容大體上是說，父親參加的“湘南民聯”是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是革命組織。我母親收到這份平反文件後，就把它燒掉了。她很生氣也認真地對我說：“人都讓他們整死了，現在來說革命組織還有什麼意義呢？我算看透了，參加這些組織不是什麼好事”。也許這正是我父親教給我母親的，“文革”中，打過遊擊的父親卻沒有參加任何造反派組織，成為了一個隻挨批鬥的人。這麼多年來，我拒絕參加任何政治組織，可能與我父親的行動與母親這個判斷有關。
父親參加過的組織雖然沒有給我們生活帶來什麼好處，可父親在江湖上的朋友卻經常對我們施予恩惠。父親在江湖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多得數不清。這些朋友分布在天南地北，各行各業。所以，很長一個時期，特別在湘南和桂林一帶，一報他的名頭，就能得到積極的響應。大家對他的評價，“這可是一個好人，有血性，講義氣”。
他的這些朋友對我也特別好，有時甚至還鬧出一些笑話。記得1979年我考上大學時，隻有16歲多的我第一次出遠門到省城上學。我母親沒有錢，不能送我去。盡管對外麵的世界害怕，但出於對未來的向往，我還是去了幾百公裏外的長沙。可剛到學校操場新生報到處，高音喇叭就在叫“衡陽來的於建嶸過這邊來”。我滿懷疑慮過去一看有幾位公安站在那裏，可把我嚇怕了。我想，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為何有公安來。最後還是壯著膽過去了。沒有想到，那些穿警服中為頭的一見到我，高興得不得了。
大聲說：“小子，怕什麼，我是你爸爸的兄弟啊，特意來接你的。”大學四年，正是我父親的這些兄弟不停地給我送吃的和穿的，我才沒有感到生活有那麼苦。這樣的事，還遇到過很多，經常在不經意的情況下，父親曾經幫助過的人會給我各種幫助。所以，我經常感到江湖的父親，有時還真能給後人留下一些什麼。
然而，現在我最害怕的是突然接到這樣的電話：“小子，你幫幫這些沒有土地而上訪的農民，他們太可憐了。老子如果沒退休的話，就會撤了那些沒有良心的家夥。”他們急切而憤怒的電話讓我難堪無比。因為，我實際上沒有多少能力幫助這些上訪的人。可在父親的兄弟們看來，我行走在京城的學界這麼多年了，人模人樣地當過各種“人物”，也應為他們心中的江湖出力了。實際上，他們不知道，現在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他們那些江湖規則早就廢除了，或者說，他們曾為之奮鬥的社會規則底線也一再被突破。盡管我們這些後輩為守住這些底線在努力，但效果卻十分有限。這其中的原因，我卻無法向這些隻認江湖義氣的父輩說清楚。
喊冤的母親，您還好嗎？
我是在北京東莊上訪村見到她的。2006年年底，為調查和評估新信訪條例實施後上訪人被打擊迫害狀況，我以一位上訪者的身份和裝束同兩名上訪者一起住進了北京東莊上訪村一間6平方米的出租棚裏。
2007年2月10日，我從早上7時起就在上訪者中間訪談。直到下午兩點才走進街邊的一間小飯店吃飯。我的臨桌坐著一位老太太，她頭上戴著一個用白布做成的寫著冤字的帽子，麵前放著一個吃了一半的饅頭，默默地流著淚。我為她點了一碗麵條，她感激地看著我，並與我交談起來。
她告訴我，她是湖北人，是為兒子來北京申冤的。她的兒子因堅持原則被單位領導與政法部門聯手整死了。
她從縣裏申訴到了省裏，從省裏到了北京，均沒有獲得公平的結果，反而多次被截訪和拘留。這次她到北京，就是死也要為冤死的兒子討回公道。
老太太很平靜地講述著。她的這種平靜讓我震撼，因為這平靜流露出了這位母親的絕望。我提出了要給她拍照。她有些疑慮地看著我，那眼神好像在問，你一個上訪的，給我拍照有什麼用呢。但她最終還是同意了。
於是，我用一個小相機，就在飯桌上為這位母親拍照。而正在我想對她進行一次深度訪談時，突然幾個人衝進了飯店，一把將我推倒在地，兩個彪形大漢架著她就往飯店外拖，當我從地上爬起來，一輛有公安標誌的車已經絕塵而去。我知道，她被截訪了。
我心中充滿了憤怒和悲愴。我還來不及記下這位母親的名字和地址，也不知她被那些截訪人員帶到了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她後來的命運。但她那平靜的訴說，那憂鬱、不服和無奈的眼神總顯現在我的麵前。每當此時，我總想起自己的母親。我有時甚至想，假若有一天我也像她的兒子一樣遭受了什麼不測，我的母親一定也會像她一樣四處申冤。可看到這位母親的遭遇，一種莫名的恐懼油然而生。就我個人而言，我今天的一切都可以失去，也能承受一切打擊和迫害。但我實在不能想象，也絕不願意我的母親穿著狀衣、戴著冤帽在寒冷的北京街頭尋找那永遠難以現身的清官。也正是這種恐懼，讓我變成了一個膽小的人，我害怕那個黑色的“冤”字。
但是，我又想為這位喊冤的母親做些什麼。因為，她是替天下所有的母親，為我們這些兒子們喊冤。於是，我用了近兩年的時間，按照片畫了這幅《上訪者·母親》。
一位著名的藝術評論家看到了這幅照片畫。他呆呆地伸視了很久，突然失聲痛哭。他告訴我，20多年前，他看到羅中立《父親》時就這樣難受過。因為，父親在訴說中國農民的貧困，今天這幅《母親》表達的則是中國民眾因不平和不公的冤屈。
聽到這些，我感到了一絲慰藉。盡管我沒有能力為他們伸張正義，我僅僅在安慰自己，在撫摸自己被驚嚇並時時處於恐懼的靈魂。
附 吳祚來：始於父親，終於母親
——1980——2010中國油畫人物精神分析報告
“世間一切，盡在臉上。”
古羅馬哲人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如是說。
油畫人物形象，繪寫的是一個時代的麵容，折射時代的光榮與病症。中國油畫三十年，始於1980年的羅中立的《父親》，終於2010年於建嶸的《母親》。而在父親與母親中間的年份裏，我們看到了時代自我的形象，譬如嶽敏君筆下人物的嘩笑、方力均筆下潑皮人像，還有張曉剛筆下傷懷沒落還有亡者氣息的大家庭。
《父親》的頭上裹著頭巾，上麵沒有任何文字，而《母親》的頭上，纏的頭巾上，卻寫著一個大大的“冤”字。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時，另一部分人的頭上卻蒙上了冤字。
30年，留下了四幅人物形象，我們可以窺見我們時代30年的心路曆程，苦難與憂傷，焦慮與平靜。病態的記憶在油畫裏，而這個時代繁華輝煌的美好，卻在明星們的歌聲裏。這個時代唱出來的，與繪寫出來的，嚴重分裂，這個時代的思想與精神因此是背離的或反的。
這就是時代的不同麵孔，如同鎳幣的兩麵。
一、一個父親
一個國家通過幾十年的革命與鬥爭，通過歌頌與誦讀，樹立起一個精神之父，新的太陽神，1976年他轟然倒下了，一個由頌歌唱出來、鬥爭鬥出來的“偉大”時代結束了。
太陽的形象與精神之父的形象曾經契合為一體，他說人民站起來了，人民在精神上獲得了巨大的收獲與勝利，人民歡呼他萬歲，最終他以一種生命體應有的方式，實現了“萬歲”。萬歲本是一種無限的祝福，千百年來都獻給帝王天子，人民從傳統社會借用這樣一個體量巨大的詞，作為禮物敬獻給精神之父，最終，萬歲這個祝福詞也“萬歲”了，成為一個終止符咒。
不再有人樂此不疲地願意接受“萬歲”這樣一個空泛無疆的祝福了。
偉大的形象破產，其身後輝煌的傳說、偉大的概念一並破產，神性人物的形象是基於其背後的傳說與故事，形象隻是宏大敘事的一部分，一個外在形象，神話故事與偉大的概念破滅之後，每一個人的精神世界頓時成為廢墟。
詩人北島開始大聲發表宣言，說自己“不再相信”：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人們不再相信精神之父，但人們還是相信養育自己的父親，自己飽經風霜的父親，自己忍辱負重的父親。誰完美地發現父親，繪畫出一個時代的父親，誰就可以留名青史，創造裏程碑式的作品屹立畫壇。
羅中立畫出了新生時代的“父親”。他通過藝術形象，重新確立人們的“信”念、“信”仰、“信”義、“信”任。父親是可親可敬可信的，父親的形象矗立了起來。
這是一個可以被每一個中國人都認同的“父親”，每一個都可以眼見的感受的心疼的父親。人們看到了真實，現實，史實，這是一個讓所有人都能為之震撼的藝術形象、現實形象。曾經高舉的是精神之父的形象，歌頌的是精神之父的傳奇，但養育我們的，與我們生命相伴的，在我們精神血液與生命血液中不可或缺的，卻是這樣一個普通平凡的“父親”。
我們發現生活與現實中的“父親”的時候，他蒼老了，歲月刻寫在他的臉上，寫著不用文字就可以閱讀的苦難。他似乎有一種蒙昧不開的笑容，但卻是人性的、真實的、有神聖愛意的笑容。他使一個民族所有的人，都找到了自己父親的定位，天空中的父親形象消隱了，生活與大地上的父親形象矗立起來。
一個民族要重新相信。相信實踐，相信真理，相信常識，而這一切卻要從相信“父親”與“母親”開始。
羅中立的父親，完成了人的形象的一次革命，從政治形象回歸到藝術與生活中的形象。
中國人在重新確立生活與信仰體係，國家文化需要確立自己的形象體係，隻有藝術形象能使人重新麵對曆史與現實，使人看到生活的本身與希望，過去的生活被定格，過去的日子、過去的苦難都升華或轉換為藝術形象，人們獲得一種距離，因距離而獲得審美感受。藝術家要在生活中找礦藏，提煉出傳之久遠的金質藝品。
羅中立是幸運的，在藝術領域，他是一位替天行道者。有關資料如此介紹這位天才的藝術家：
1980年，羅中立創作一幅油畫，取名為《粒粒皆辛苦》，他的一位老師提議他把名字改為《我的父親》，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父親》，羅中立曾在《美術》上談過創作《父親》的背景：
1975的除夕之夜，雨水夾雜著雪粒向人們不斷地襲來，冷極了，在羅中立家附近的廁所旁邊守候著一位中年的農民，他早晨便以這種僵直的動態，用農民特有的姿勢，將扁擔豎在糞池旁邊的牆上，身體靠在上麵，雙手插著袖子，目光異常麻木仿佛一雙牛羊般的眼睛死死地盯著糞池。直到晚上，他一直躲在那裏，他麻木的神態與周圍的環境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他可能也有家，家人也盼著他早些回去吃團圓飯，而他為了多掙工分，多換些糧食來養活家人，也養活“人民”，因此他便盼著糞池快些滿，好早點回家。羅中立看到此情此景，心中異常激動，頭腦中馬上浮現出楊白勞、祥林嫂等悲劇形象，他覺得老實的農民總是吃虧。他想為農民疾呼，為農民喊叫，這是他創作這幅畫的最初衝動。另一創作背景：他在大巴山生活了許多年，他從心裏熱愛那些山裏人，他們因長年勞累而導致身體變形，滿臉的皺紋，一到冬天，他們的手腳像老樹皮一樣幹裂，出現一道道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