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宦官的危害、影響是頗為深廣的。清代乾隆年間的史學家趙翼曾經指出：“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其實，作為已屬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明代，隨著封建專製主義的高度發展，皇權的大肆膨脹，附著於皇權腐朽肌體上的腫瘤一一宦官，也惡性膨脹起來，他們的手幾乎伸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所有領域。萬曆、天啟年間，更達到空前的地步。近幾年來，隨著研究、批判封建專製主義殘餘的深入展開，史學界對宦官的研究，漸趨活躍。對於明代宦官的概貌及其對經濟發展的破壞，筆者曾經作過一點粗淺的探討。這裏，擬就明代宦官與江南經濟的關係，再作一點初步的考察，看一看宦官對經濟發達地區，究竟起了何種曆史作用？從而有助於剖析在封建專製主義集權的時代，中央王朝對經濟命脈所在地區實行的國策，及其特點和對經濟調節的某種規律、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在行文中，個別地方，我們有時越出明代江南特定的地域範圍，引用了在比較廣義的概念上江南地區的某些史料，這僅僅是為了論述比較方便而已。
嚴格地說，洪武年間宦官已經開始幹預經濟領域。正統以後，經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鹽場、市舶、織造等等，都有宦官染指其間。江南地區當然不會例外，宦官的觸角很早就伸向這裏了。不能認為，明代所有的宦官都是曆史的渣滓。明人陳洪謨曾經指出：
“近時宦官如蕭敬之文雅，陳寬之謹厚，何文鼎之忠黨，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王高之雅飾，後乎此若芮景賢之安靜，皆有權焉。”
但是，且不論這些宦官是否如同陳洪謨所評價的這麼好。就連這樣幾個人，畢竟也隻是鳳毛麟角。就總奉而論，宦官中有權勢者的絕大多數，都是殘忍貪鄙之徒。弘治初年，浙江仁和縣鬧虎災，知縣陳榮“命獵人捕得之”，縉紳紛紛獻頌濤，浙江鎮守太監張慶的幫閑俞珩，竟在詩中寫道：
“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
真是大煞風景。俞珩為什麼敢於寫這樣的濤？就是因為“（張）慶兄弟三人皆為宦寺，親幸用事，勢張甚。珩為慶所親任，假其威，故敢為此言。”“假其威”者，狐假虎威也。僅就經濟方麵搜刮的貪婪性而論，宦官者，虎也，是毫不過分的。明代派往江南地區的宦官，十之八九，亦皆為虎輩。例如。武宗時南京守備太監劉琅，仗著有劉瑾撐腰，不僅橫行霸道，“或自判狀送法司，莫敢抗者”，而且。“貪婪益甚”，拚命榨取錢財，是一個典型的財迷。其“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饕其財無數。琅有玉絛環，直價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笑日：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係絛環。”南京守備太監錢能還冒充風雅，與太監王賜狼狽為奸：
“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五日令守事者舁書畫二櫃至公堂展玩畢，複循環而來。中有王右軍親筆字、王雛雪景、韓混題扇、惠崇鬥牛、韓幹馬、黃筌醉錦卷，皆極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範、巨然等卷，不以為異。蘇漢巨、周防對鏡仕女，韓混、班姬題扇，李景、高宗瑞應圖，壺道文會黃筌聚禽卷，閻立本鎖諫卷；如牛腰書，如顧寵諫鬆卷、偃鬆軸，蘇、黃、米、蔡各為卷者，不可勝計。掛軸若山水名翰，俱多晉、唐、宋物，元氏不暇論矣，皆神品之物，前後題識鈐記具多。錢並收雲南沐都閫家物，次第得之，價迨七千餘兩。計所值四萬餘兩。”
這些古字畫，都是價值連城的稀世之塞，錢能竟箱滿櫃盈，非巧取豪奪，從何而來？劉琅、錢能這些人堪稱活動在江南地區宦官的縮影。
宦官對江南地區的敲榨勒索，無孔不入。
1。歲辦、采辦利用皇權，向地方勒索貢品，是中國封建專製主義的一大弊政，明代更甚，所謂歲辦，是各地每年上貢的物品。凡是有著名土特產的地區，幾乎都派人去征納，明中葉，更多為宦官把持。所謂采辦，範圍極廣，隻要皇帝想起什麼，需要什麼，就派宦官四出。僅此二項，對江南人民帶來的禍害，就十分嚴重。以歲辦而論，其數大得驚人。談遷曾記下南京貢船所裝物品的種類及數量：
“南京貢船：司禮監製帛二十扛，船五，筆料船二。內守備鮮梅、楷杷、楊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監鮮筍四十五扛，船八，鯽魚先後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內守備鮮橄欖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鮮筍十二扛，船四，木犀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監天鵝等物二十六扛，船三，醃菜苔等物百有三壇，船七，筍如上，船三，蜜餞櫻桃等物七十壇，船四，鰣魚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壇，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壇，船四，鸕鶿鴇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薺七十扛，船四，薑種、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薑百扛，船六，鮮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樣果百四十扛，船六。內府供應庫香稻五十扛。船六，苗薑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扛，船五。禦馬監苜蓿種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負擔之重，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宦官不僅對貢品產地的百姓勒索，在押運貢品船時，還對船夫百般敲榨。王世貞載謂：“南京鮒魚廠歲取裏長二十名，各索銀二十兩，正穗時複倍取其數。起運內官索茶果銀百二十兩，水夫銀二百兩，及鮮船時發，又取夫四千三百有奇，民不堪命。”也有史料記載，“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再以浙江地區而論，富陽縣的茶葉與鰣魚，都是貢品，鎮守太監王堂之流“采取時，民不勝其勞憂”，時任分巡僉事韓邦奇“目擊其患”，曾寫了一首《富陽民謠》，悲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黨搜刮富陽人民的罪行：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一采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
韓邦奇還向正德皇帝上《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疏，指出“征科四出，軍民困瘁已極”，建議“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為害，應參奏者奏請究治，應拿問者徑自拿問”。當然，當時被“參奏”“究治”的，決不會是在皇權卵翼下不可一世的宦官，而是韓邦奇被王堂“奏公作歌怨謗，阻絕進貢，逮至京，下錦衣獄，褫其官”。
夫江南諸府縣，雖深山窮穀，何處無河，何處無水道？雖窮鄉僻塢，亦何處無土著，何處無交易？今不論內夕，盡欲責令官兵搜刮隱稅，此說一行，將舉留都之府縣，舉各府縣之河埠，細及米鹽雞豕，粗及柴炭蔬果之類，一買一賣，無物不稅，無處不稅，無人不稅，自是縣無寧村，村無寧家，內外騷動，貧富並擾，流毒播虐，寧有紀極，此開辟以來所未有之暴也。中官藉此輩（按：指“無賴武卉鄭一麒、馬承恩、韓文盛等”。）為爪牙，此輩叉藉各土棍為羽翼。幾十室之村，三家之屋，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噬鄉曲者，是梟獍連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安枕而臥者。在皇上之意，以為征商稅，乃所以蘇小民，不知奏內土著、土商，正所謂小民，民與商其實無兩。而況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群棍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人窮則亂，恐斬竿揭木之變，不旋踵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