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極端專製主義的君權高度發展的朝代。作為皇權大肆膨脹的一個標誌，是皇帝被進一一步神化，所謂“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差不多至遲在明朝後期，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權為核心的“天地君親師”的神牌，在於家萬戶供奉起來。但是，在階級社會中，任何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存在，必然會產生與它相對立的思想。明代中葉，承平日久，隨著經濟的發展，物質財富的增多，統治階級的消費幅度越來越大，明武宗之流窮奢極欲，就不能不在思想界激起懷疑、批判君權的火花。當然，人們懾於封建專製主義的淫威，這種對君權的懷疑、批判，隻能用曆史批判的形式出現，而不可能對當朝皇帝進行直接的批判。例如，萬曆中期的謝肇涮，盡管他也曾煞有介事地說什麼“我朝若二祖之神聖，創守兼資，而紀綱法度已遠過前代矣。仁宗之寬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純一，世宗之英銳，穆宗之恭儉，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極仁聖，真所謂聖賢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國祚之悠久無疆也。”但是，這一長串的溢美之詞，不過是障眼法，或者說是為否定君權而披上的外衣。正是在這一大段為本朝皇帝唱讚歌的文字前麵，謝肇涮痛快淋漓地寫道：
“三代以下為主，漢文帝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末稍不終；……蓋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並進，河北西夏，日尋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漢則昭、宣、明、章，唐則玄、憲、宣、武，宋則太祖、太宗、孝宗，其撥亂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約賢聖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資，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縱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亂乎？”這裏，謝肇瀏把“三代以下”的皇帝大部分都否定了，指出他們當中連“中上之資”也“十不得一”，絕大部分都是庸庸碌碌、放縱浪蕩之輩。這就揭開了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假麵具，戳穿了皇帝是神的神話。類似謝肇涮這樣的批判君權的思想，一直流波不息。清初雍正皇帝曾憤憤然地說：“昔明嘉靖、萬曆之時，稗官野史所以誣謗其君者，不一而足，如《憂疑茲議錄》、《彈園雜誌》、《西山日記》諸書，鹹訕誹朝廷，誣及宮壼。當時並未發覺，以致流傳至今，惑人觀聽。”這正是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明中葉後思想界否定君權的動向。但是，這種批判君權的思想，在明王朝封建專製主義的桎梏下，畢竟沒有能夠形成一股強勁的思潮。沒有封建秩序的大動蕩，就不可能有新思潮。隻有在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根封建主義的繩索遭受沉重打擊而出現鬆動後，批判君權的思潮才可能形成。轟轟烈烈、勢如狂飆席卷大半個中國的明末農民戰爭的風暴，正是起了鬆動這“四根繩索”的偉大作用。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代表的明末農民軍，不僅焚毀了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鳳陽皇陵，殺了所謂“天潢貴胄”——藩王世子，甚至在攻克洛陽後，逮捕了福王朱常洵，“薦王於俎，酌其血雜鹿醢嚐之，曰此福祿酒也”。直到進軍北京，攻入紫禁城，迫使走投無路的崇禎皇帝朱由檢懸屍煤山。同時，農民軍由弱變強，節節勝利的過程，也是君權的腐朽、暴戾進一步暴露的過程。即以朱由檢而論，性多疑忌，剛愎自用，鋤去客氏、魏忠賢後，卻繼續重用閹人，讓宦官監軍，動輒大興詔獄，革除、殺害大臣，17年間，競像走馬燈似地換了50個宰相。這就有可能使清初思想界的有識之士，從朱由檢的身上看到了君權罪惡的縮影。
清初思想界把明王朝的覆亡驚呼為“天崩地坼”、“天傾地陷”。他們痛定思痛，在總結明亡教訓、謀求治世藥方的過程中，不能不批判明王朝的種種弊政。而這些弊政，絕大部分都不是明王朝特有的，乃是自秦漢以來即不斷鞏固、發展的封建專製主義帶來的必然結果；而離開了君權，便無從談論封建專製主義統治下的根本積弊。因此，批判的矛頭，便不能不指向君權。黃宗羲慨乎言之：“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已，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日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
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這種措詞激烈、犀利的“無君”論，稱得上是一篇討伐君主製度的檄文。唐甄的批判，比黃宗羲更大膽，更激烈。他把帝王與盜賊相提並論，直接斥責“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並橫掃帝王頭頂上金光閃閃的靈光圈，把他們從“神”的寶座上拉下來，還其也不過是普通一人的真麵貌：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豈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勢尊自蔽也。位在十入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一方麵，指出帝王也是普通的人，另一方麵，指出勢尊的危害性，這是很深刻的批判。如果沒有以宗法血緣為紐帶的封建等級製，讓帝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寶塔尖上“位居九五之尊”，某些帝王也不至於昏賾、腐朽到駭人聽聞的程度。康熙末、雍正初的曾靜，在所著《知新錄》中，則抨擊皇帝是豪強、光棍。他說：“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明末皇帝該呂子做，今都被豪強占據去了。吾儒最會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曉得做甚皇帝！”盡管今天在我們看來，曾靜在皇帝該由誰做的問題上，所論未免迂闊。但是，在當時敢於以儒者的代言人自居，公然宣稱應該由他們來當皇帝，痛斥以往的皇帝是“豪強占據”甚至是“老奸臣猾”的“光棍”，這同樣是對君權神聖性的大膽否定與嘲弄，是難能可貴的。傅山則以讚賞的口吻，稱道李白對皇帝的態度：“李太白對皇帝隻為對常人，作官隻為作秀才，才成得狂者。”這也是對君權神聖性的一種否定。
當然，像黃宗羲、唐甄、曾靜站在這樣的高度。以這樣激烈的語言批判君權，在清初畢竟是少數。“清承明製”。從階級本質上說，清朝與明朝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地主階級專政二在“三藩事件”平定後，清王朝把封建專製主義的國家機器，愈擰愈緊。用赤裸裸的語言批判君權，很容易招來殺身甚至滅旅之禍。即以上述黃、唐、曾三人而論，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寫成後隻在至愛親朋中流傳，並未刊刻問世，直到清末才由粱啟超等人大量翻印、流傳；唐甄晚年思想轉於消沉，從壯年時批判的峰巔上退下陣來，把書名也由鋒芒畢露的《衡書》改名為《潛書》了；曾靜則被逮捕入獄，由雍正皇帝親自過問他的案件，被迫自打耳光，寫了《歸仁說》，以求饒免死。因此，清初思想界中批判君權的多數人，不得不以曲折的形式，用史論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來，揮筆上陣。批判秦始皇的高潮興起，正是深刻地表明了清初批判君權思潮的一個重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