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殘酷悲慘的現實，我不知所措，心裏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惶惑不安，終日鬱鬱不樂。回想自己在職時工作認真負責，兢兢業業，而且連續幾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是部門的骨幹分子，如今落個下崗的結局，好像是被無情地拋棄。想來想去就是想不通，由於社會上當時人們對下崗人員的看法，普遍存在著偏見，做為一名女工，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一向開朗、活潑、愛說愛笑的我，一下子變成了一個失落自卑，沉默寡言的人。在這段時間裏，我不願意和外界任何人接觸，甚至與親朋好友也不聯係，碰見熟人，就怕別人問起我的工作，那種無可名狀的心情隻有我自己最清楚。
懷著這種心情，我來到了納貝斯克，這是一家合資企業，工作緊張勞動強度大，對於一個30多歲的女工來說，和十幾歲的技校生比，無論從體力上、精力上都深感不適，剛到納貝斯克時，我被分配到生產線上抓餅幹，上班一站就是8個多小時，還要三班倒，在生產線上每天隻有半小時吃飯時間可以小憩一下，其他時間全都處在高度的緊張和繁忙之中，甚至連上廁所、喝水都要找人替崗，否則完成不了生產指示，就這樣的勞動強度，與原來的儀表工工作相比，真有著天壤之別啊！上班沒幾天，我又累得腰梭腿疼，性悴不已，當疲憊不堪地回到家中，我更是感到一陣陣的悲傷和無奈，更甚者，還要忍受別人鄙視的眼去，因為下崗職工就意味著“前身不妙”，哪有表現優異的人下崗的道理。被人誤解當然不是滋味，壓力可想而知。
特別是1996年5月自己患了頸椎炎後，天天做夢都想回廠上班。每當路過廠門口，看見穿廠服的職工，自己心裏總有一股難以表達的滋味。為此，我拿著病假條找到廠裏和主管廠長吵著、哭著要求回廠工作。針對我的思想波動，主管廠長和勞務辦主任，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給我擺了企業麵臨的困難，以及兩廠合並“軟著陸”穩定職工隊伍的意義，指出走好勞務輸出一步棋，關係著全廠減員增效深化改革的進程。因此，必須堅持勞務輸出，鞏固現有成果，同時希望我帶個好頭兒，協助廠裏做好其他輸出人員的思想工作。記得勞務辦主任站在大雪裏一談就是一個多小時。掰開揉碎和我談。
領導上級的諒諒善誘，我漸漸認識到自己的跌陷和幼稚。思想來了一個大轉變，精神狀態空前上佳，經心和勇氣足了，從新拾起對生活的希望。
思想通了，幹勁就大了，作為向納貝斯克進行勞務輸出的帶隊人——一班之長，我除了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外，還擔負著對全體勞務輸出人員的日常管理和協調工作，同時呢，協助原單位做好輸出人員的思想工作，大家知道，合資企業生產繁忙，實行滿負荷工作製，上班後嚴禁串崗聊天，因此，當發現其他輸出人員思想上有波動或出現問題時，我就犧牲自己的業餘時間，利用吃飯、洗澡和上下班路途中的短暫間隙，主動找這些職工談心，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遇到疑難問題我就及時回廠彙報，求得妥善解決的辦法，在職工與領導之間搭起了座溝通思想的橋梁。
1996年由於第一批勞務人員幹的好，我們廠又有20多名職工勞務輸出到納貝斯克，這些人裏既有原器皿二廠的職工，也有原玻璃四廠的職工，他們初來乍到，思想波動極大，怨天尤人，對領導的安排和工作條件極為不滿，在這種情況下，我積極主動的開展思想工作，用自己的親自經曆說服大家。
對此，有些人一時仍然難以理解，在背後說我的風涼話，但我並不在乎，而是以自身苦幹、實幹及一片真情的行動帶動大家，以自己的真誠和熱心團結大家，我還注重從小事做起，隨時了解勞務輸出人員的思想動態，關心他們的日常生活，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以此來促進部分職工對勞務輸出的認識，由消積向積極方麵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