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上風雲變化，聲東擊西、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等計謀屢見不鮮，因此用兵需注重靈活，不能拘泥於規則和方法。但是真正的“活”，並不是隻輕裝上陣或搞伏擊，而是要在分合問題上，有呆兵、活兵，有重兵，有輕兵。他說：“餘之拙見，總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輕兵，缺一不可。”隻有四者相互配合才能顯示出威力。
曾國藩說：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紮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掛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
1854年，王鑫所率湘軍在羊樓司被太平軍打得大敗，不得不退保嶽州，曾國藩派出炮船到嶽州城下虛張聲勢，王鑫等人才得以逃脫。太平軍乘勝攻占了嶽州、靖港、湘陰、寧鄉等地，形成了對長沙的鉗形攻勢。然而太平軍由於進攻太銳，分散了自己的兵力，也暴露出了不少弱點。尤其是占領湘潭的林紹璋一軍，由於後軍不繼，攻勢停頓，已經陷入了孤立無援、被動挨打的境地，表麵上好似全軍的精銳，實際上卻變成了全軍最脆弱的部分。曾國藩及時抓住了這個渴點，製定了集中兵力、攻打湘潭的作戰計劃。結果湘潭一戰，湘軍果然大勝。
這就是“奇正之變”的威力。這種變化之道不僅在戰場上，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麵也同樣適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道光皇帝欽命曾國藩為四川鄉試主考官。這時，曾國藩還隻是一個從五品宮，而給他擔任副手的趙楫，則是從四品的翰林院侍讀學士。像這樣的人事安排，在清朝可是前所未有的。
曾國藩到四川成都以後，謝絕了四川總督寶興的特殊關照，堅持不住總督府，而要和其他考官一起住在接官廳。但是開考這天，正是烈日當空，考生都渾身流汗，十幾個七十多歲的老考生已經是臉色發白了。曾國藩見考棚如此悶熱，馬上令侍衛去買了大量冰塊。很快考棚裏就涼爽了起來，考生們都能夠專心從容地對付考題了。
但是此前並無鄉試給考生購置冰塊的先例，而且花費過大，有人恐怕巡撫大人怪罪。曾國藩想了一下，就說：這銀子就由官員們自行捐出吧。說著就讓侍衛去取了幾百兩銀子。主考官都已經破了費，其他的考官也就紛紛跟著捐了，購置冰塊的一千多兩銀子很快就湊齊了。
曾國藩這樣的做法既保證了考生的正常考試，又不為難管理財政的藩台大人，也避免了藩台大人的怪罪，可謂一舉三得。
不論是戰場還是官場，生活中處處都會有淺礁暗流，成功者就是那些懂得順應時事而變化、及時調整自己步伐的人。
外圓內方領悟變通之道
適時則貴，失時則損。
——曾語良言
世界千變萬化，人心難測。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處世原則，但是原則並不意味著一成不變，而是要追求外圓內方的智慧。曾國藩身處複雜的官場，要與不同的人、各方的利益打交道，隻有通權達變，處世圓通，在不違背自己原則問題的同時協調好各類關係，才能夠穩居高位。
曾國藩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說：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憤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通，行得通也。
可見曾國藩並不是一開始就懂得變通之道的，他給家人或者子弟的每一個教誨都是通過的親身經曆得出來的。
1853年初，曾國藩奉命前往長沙興辦團練時，尚未領悟到變通的重要。
當時正是太平天國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湖南各地的會黨活動頻繁，而一般的地主不敢與之對抗，更不敢籌辦團練。為此，曾國藩采取了兩項鐵血政策：一是堅決鎮壓各地會黨起義；二是采用就地正法的屠殺政策，他還以團練大臣的身份直接插手當地的司法事務。他的這種越權行為導致了地方官的不滿和嫉恨，他們對他處處設防刁難。曾國藩被孤立了起來，舉步維艱。他意識到如果要戰勝太平軍，那麼不僅要在戰場上與之廝殺，還有在官場上做好工作。
好友歐陽兆熊於是建議他去學習黃老之術，委婉地說明了對他過去為官之道的擔心。曾國藩在讀了《老子》等文章後，才真正地懂得了自己過去處世的缺陷。一年之後，他再次出山，鎮壓太平軍的誌向仍在，然而他已經明白了僅憑自己一人之力是無法實現的，懂得了變通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