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根本不接受這一結論，朝中的大臣也紛紛上奏說反洋教是義舉，要求對洋人采取強硬錯失。曾國藩既要平息國內民眾的怒火，又要避免與外國的開戰，稍有不慎，爭端四起。
最後，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曾國藩終於做出了痛苦的選擇，那就是同意洋人的要求，逮捕並準備處死20名中國百姓，以圖平息事端。
朝野很多人都罵他是賣國賊曾國藩又豈想犧牲無辜百姓的性命？他看到清朝的實力根本不足以與西方抗衡，這一點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就已經清楚地告訴了他，因此為了使國家免於禍亂，這是唯一的選擇。李鴻章接辦“天津教案”之後，方法與他相同，清政府也因此避免了一次更加嚴重的危機。
曾國藩認為，關係到百姓生計和國家發展的則是大事，是不能放鬆的。他對外國商品在中國的傾銷極為關注，對於洋人恣意擴大條約以外諸如在中國建造鐵路、私運鹽米販賣剝奪百姓生計等行為，都進行了激烈抗爭。他曾激憤地指出：“軍興以來，中國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長江通商，生計日蹙，小民困苦無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鹽，則場商販之生路窮矣；聽洋人設機，則行應囤積之生路窮矣；聽小輪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窮矣。”因此他在鐵路、輪船、行鹽、商棧等關係國計民生的事情上與竭力相爭，所以才會倡導洋務運動，推動中國走向近代化。
他在風口浪尖上之所以會做出令朝野不滿的決定，就在於他懂得比自己的氣節和名聲更為重要的是國家的安全和穩定，因此他舍棄了自己的小利去換取國家的大利。
清明在心，糊塗在形
渾則無往不宜。
——曾語良言
屈原說眾人皆醉我獨醒，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姿態不同流合汙，但在曾國藩看來，心中明白即可，在行為上不妨裝裝糊塗，糊塗就是渾的主要內涵。這不是教人愚笨，而是難得糊塗。聰明的人總是彰顯在外，自以為是；而糊塗之人看似渾渾噩噩，實則心中清明，是一種大巧若拙的智慧，這就是曾國藩的“渾”字訣。
丁日昌是新派人物，對外國東西較為熟悉，也積極主張辦洋務，興新法，見識自然比清廷中那些埋頭故紙堆的守舊派官僚要高遠，但是因為他不注意收斂，所以招致了一些官員的嫉恨，得了一個難聽的諢號“丁鬼奴”，稱他是洋鬼子的奴才。
曾國藩寫信給他說：閣下誌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眾醉獨醒之際，仍以 “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一“耐”字貞之，則人皆感其樂育，而於己之養德養身，兩有裨益。
當時清廷中很多官員都反對洋務運動，認為是崇洋媚外、勞民傷財之舉，如果一一與他們去爭辯對質，反而是勞心勞力自討苦吃。因此曾國藩寫信說勸丁日昌不妨也以“渾”字對之，即不去計較、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既不為他人的意見所動搖，也不強求他們能接受自己的做法，唯有這樣才能氣定神閑、專心致誌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情，這與曾國藩常說的“忠恕”之道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渾字重在把自己藏起來不受他人幹擾。
李鴻章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曾國藩對他進行了一番磨礪也是因為他的身上棱角太分明，這樣在處世中最吃虧的還是自己。初入仕途的青年才俊都會有這種問題。曾國藩說：大抵初入仕途，每患議論之過激；閱曆稍久，又患涇渭之太淆。若是非皎然於胸，而一毫不露，剛起常抱於內，而百挫不渝，斯則難能可貴。
真正的“渾”是心中涇渭分明的，隻是不會把聰明皆露於外。李鴻章辦理洋務時，曾國藩還寫信特意告誡他說：與洋人交際，豐裁不宜過峻，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
在和洋人打交道的時候，洋人總是會仗勢欺人，你雖然不能與他爭執，但是也不能甘心受辱，所以做好的辦法是“若知之，若不知之”。前者是提醒洋人別以為我們愚笨，其實你的那些小聰明我都知道；後者是裝糊塗，這樣雙發不至於陷入僵局，也顯示了清廷的寬容大度。這樣或實或虛的做法，像個迷魂陣一樣把自己保護了起來，讓別人看不清，在外交中這樣的做法才是高明之極。
曾國藩說自己做文章是“欲落不落，欲行不行”，這種技巧就是渾之奧妙所在。不是完全的藏而不露，而是當露則露，當隱則隱。其前提就是心中要對事態有十分準確的判斷，然後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