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是明清時期中國山西人民創造出來的一項偉大奇跡。近年來，隨著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推行，“晉商”熱也逐步升溫，出現了一批反映晉商的影視作品，如《三晉源票號》、《龍票》、《白銀穀》等。其中，2006年中央電視台的力作《喬家大院》更是將“晉商”熱推向一個新的高度。這部戲作還被引入韓國，在韓國電視台播出後亦引起轟動。
我和周建波教授是在韓國認識的。周建波教授作為中國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和韓國外國語大學的交換教授，於2006年2月底至2007年2月底在韓國外大國際地域大學院（相當於中國的研究生院）中國學科從事教學工作，和他一起來的中國教授還有北京大學中文係的商金林教授、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的張德興教授、南京大學中文係的沈衛威教授、延邊大學中文係的黃貞姬教授以及深圳大學的段書偉教授、楊曉霞教授。我以韓國外大副總長，當然也是中國學研究教授的身份，宴請他們。席間，談起各自的研究工作，周教授說他是帶著一個有關晉商的研究課題來的，有望在韓國外大工作的這一年中完成它，並希望著作完成後由我來寫個序。韓國外大一貫支持、鼓勵外籍教授的研究工作，因而我爽快地答應下來，並說，這既是北京大學的科研成果，也是我們韓國外大的研究成果，因為你是韓國外大的外籍教授呀。現在，周教授的著作寫成了，我很高興為他寫這個序言，隻是我的研究領域是中國的政治、外交，對於中國的經濟、經濟史盡管有所涉獵，但畢竟研究不多，因此在寫序言前，專門和周教授聊過目前晉商的研究狀況，並通過周教授的引薦瀏覽了一些關於晉商的書，對晉商取得的“足跡遍天下”、輝煌五百年的業績自然是非常之敬慕。
和其他關於晉商的著作相比，周教授的這本關於晉商興衰的著作最大的特點是思維宏闊，表現在既從商品經濟的全球化、本國區域經濟變遷的宏觀高度看問題，也從晉商的微觀經營模式—信用之道角度看問題，既從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政府政策的影響角度看問題，也從政府的政策對商品經濟發展影響的角度看問題。我認為，這個立論角度是正確的。古人雲：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隅。周教授的著作由於考慮到了空間的宏觀性—商品經濟的全球化對各國經濟的影響，時間的長遠性—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政府政策的推動及企業自身經營方式的變化，因而得出的結論及給人的啟發都是很深刻的。
正如周教授所指出的，14、15世紀以後，亞歐大陸各地均出現了隨著農業生產力進步、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突破地區、國家的限製，而走向更大範圍的國際交換的趨勢。隨著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西方商業勢力來到東方，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中國國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下子對接了起來：中國的茶、絲綢、瓷器、糖等源源不斷地到達海外，海外的白銀也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明中葉後才出現了全國範圍內的商品經濟的大發展，才出現了將農村過剩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改革，才出現了以晉商、徽商為代表的十大商幫。
在商品經濟的全球化推動明代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以晉商、徽商為代表的內地商人得到了大發展的機會，而以江浙商人為代表的沿海商人卻受到政府海禁政策的限製而飽受壓抑，這是與南宋末年形成的政治中心北方、經濟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分不開的。
然而，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又會在一段時期埋葬晉商的事業，並促進沿海商人的崛起。這是因為，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世界的麵貌，意味著一個以沿海港口聯係世界各地的新時代的到來，這意味著中國傳統的政治中心北方、經濟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的改變。沿海的江浙商人由於靠近新經濟革命的中心而迅速崛起，內地商人由於遠離新經濟革命的中心而逐漸衰落。
商品經濟的全球化在改變中國區域經濟變遷的同時，也要求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應從官商結合促進經濟發展（西方稱之為重商主義）向政府退出經濟的主戰場，放手讓民間商人發展的方向轉變，這就是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政府管理經濟模式的變化，意味著企業的經營方略也必須變化，即從過去的盯著政府轉為現在的盯著市場。當時代要求企業轉變經營方略時，誰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和新時代的要求合拍，誰就是成功者，否則將因失去市場的先機而被淘汰。進入近代後，晉商所以失敗，一是因為商品經濟的全球化要求以海上貿易聯係世界各地，這使晉商的邊疆市場大大萎縮，此乃對晉商宏觀市場方麵的嚴重挑戰；二是因為商品經濟的全球化要求政府管理經濟模式的轉變，要求企業從盯著政府轉向盯著市場，這是對晉商微觀經營模式的嚴峻挑戰—晉商就是在宏觀市場環境和微觀經營模式都遭遇重大變化的情況下走向衰敗的。反觀以江浙為代表的沿海商人，一方麵趕上了商品經濟全球化要求以海上貿易建立世界市場體係的新時代，其地利優勢大大發揮；另一方麵又趕上了在經營模式方麵由盯著政府向盯著市場的轉變，其草根商人（明清時期的江浙商人由於很難和國家戰略目標結合，隻能在為民服務上多做文章）的優勢得到發揮—江浙商人由於在這兩個方麵適應了時代的需要而成為時代的新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