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礦冶業的發展也較顯著，煤炭已成為市場上的重要商品，邱浚《大學衍義補》載：“今京城百姓之家，皆以石煤代薪。”《天工開物》稱：“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鍛煉金石之用。”河北、山東、陝西、河南是煤炭的重要產地，南方的安徽、四川、江西、雲南的煤炭生產也有了一定發展。
明中後期的冶鐵業發展很快，生鐵產量“自明初到嘉靖年間不僅是我國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也是占世界上第一位的”。[26]采鐵礦石已采用燒爆采法，大大提高了采礦工效，在冶煉技術上居於當時世界領先地位。同時，首創煉鐵和炒鐵爐串聯使用技術，節省了工時，減少了能量和金屬的損耗。明代嘉靖年間還創造出“蘇鋼”煉鋼技術，所產“蘇鋼”質量優良，直到19世紀歐洲煉出的鋼還比不上“蘇鋼”。
三、繁榮的城市商業，活躍的農村貿易
公元1421年，明成祖遷都北京後，京都巨大的消費需求帶動了商業的發展。據吳慧教授的研究，[27]明代北京城內有三百六十行，店鋪林立，南北貨雲集。大街上有許多專業性的市場（批發），如米市、豬市、羊市、騾馬市、煤市、花市、菜市、果子市、缸瓦市等，交易時間主要在早晨。此外，還有定期開放的燈市（正月初八至十七日）和廟市（以城隍廟最熱鬧，每月朔望和二十五日開市）。清代的北京，商業更超過明代，以廟市而論，即由明代的22處，增加到36處，護國寺、白塔寺、隆福寺、土地廟是當時有名的四大廟市。北京而下全國較大的城市在明中葉已有55座，其中很多城市是商業或手工業中心，而不是“完全與政府的消費有連帶關係”的政治中心。清代有“天下四大聚”—北京、蘇州、漢口、佛山，以及“四大名鎮”—佛山鎮、景德鎮、漢口鎮、朱仙鎮。除北京是政治中心外，其他三處都是以工商業發達而著稱的。如蘇州向來是絲織業的中心；佛山是冶鐵業的中心；景德鎮是製瓷業的中心；漢口鎮為長江上下遊總彙，“五方雜處，百藝俱全”，鹽、米、木、布、當、藥六個行業最大；朱仙鎮（在開封西南45裏處）自元朝開賈魯河後成為通往開封的水陸轉運點，南船北馬於此相接，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卷中語
這時，明清時期北方政治中心、南方經濟重心的地理格局更加明顯，城市商業繁盛之處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的商業和南方比，較之宋代更加相形見絀，說明南北經濟之間出現了更大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的形成，是由於在鐵器工具時代，南方的氣候較之北方更適合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的發展，一方麵能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帶動城市工商業繁榮；另一方麵能養育更多的人口，除有帶動市場需求增長之功效外，還有使過剩人口向其他地區（如南洋）移民之效果，從而使不同地區的經濟聯為一體。
北方政治中心、南方經濟重心的地理格局的加劇，為臨近邊塞的晉商在邊塞需求和南方產地之間做居間貿易、橫空出世提供了契機。但是，一旦科學技術的發展，交通、通訊的進步，使得沿海到邊塞的運輸成本、信息傳輸成本大大降低，使得沿海商人、蒙俄商人可以撇開晉商直接交易的時候，意味著晉商靠居間貿易獲取厚利的時代過去了，中國商界新一輪的洗牌就要開始了。
這一時期城市市場製度的最大變化當屬牙行的變化。宋時，牙人（利用信息優勢為買賣雙方撮合生意之人）還是以個人身份進行活動，到明代允許牙人在交納相當費用的條件下設立牙行，清代牙行則須領官帖（交牙稅），對商品交易有一定的特權（買賣必須通過牙行）。
明清時期對牙行所以如此管理，原因是：一是為了打破外地商人憑借信息優勢對本地消費者的壟斷，避免消費者受欺騙，為消費者爭權益；二是避免牙行利用特權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謀取厚利。這項製度最初是有效果的，有利於建立有序的市場秩序。但萬事萬物，有一利必有一弊。城市牙人在打破生產者信息壟斷的同時，自己卻交通官吏，利用手中的特權勒索外地商人。在這種情況下，外地商人自然會產生聯合起來以擺脫牙行控製、直接同消費者交易的要求，而消費者在多次交易的過程中，隨著對產品信息了解的增多，也願意直接與外地商人交易，以降低交易成本。會館、公所等就是外地商人在同牙行的鬥爭中，為保護自己利益，而聯合同鄉、同行建立起來的行會性組織。
這一時期，商品交換的媒介還有大發展，唐宋時的飛錢、便換，至此形成錢莊、票號，這符合長途販運對交換媒介應具有攜帶方便、安全以及便於兌換、分割等特征的要求，是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大發展的有力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