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哪個地區的商業發展越好，”棄儒就賈”的刺激就越大。山西被譽為天下最富，山西商人被譽為天下第一商幫，自然山西的讀書人”下海”的現象也最多，以致當時社會有“秀才進字號，改邪歸正”的說法。這也給一般民人一個啟示：讀書不如經商，於是山西青年經商的越來越多，讀書的越來越少，致使每年參加鄉試的人數減少，幾千年來“仕農工商”的次序被倒過來，變成“商農工仕”，商為首，仕居末，與社會主流倫理觀念相對。據統計，有清代，山西省無一人中狀元，即使是進士，也處於曆年遞減的狀態中：順治時，平均每科中進士33人，康熙時16人，乾嘉時不足12人，鹹豐、同治時不足10人，到了光緒時期，自然更是10人不到了。[28]山西社會風俗的變化，引起封建統治者的憂慮。清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山西學政劉於義上奏說：“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之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以故士風卑靡。”雍正帝閱完奏章，很不高興，因為這將影響封建王朝的科舉取士，所以寫下如此朱批：“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朕所悉知，習俗殊屬可笑。”[29]此後，雍正又在多個場合講過“山西人一等人經商，二等人務農，三等人當兵，四等人讀書”之類的話。時至晚清，山西重商風氣更濃，故光緒年間的山西學人劉大鵬感歎：“近來吾鄉風氣大壞，視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才華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門為商，而讀書則寥寥無幾，甚且有既遊庠序，竟棄儒而就商者。亦謂讀書之士，多受饑寒，曷若為商之多得銀錢，俾家道之豐裕也。當此之時，為商者十八九，讀書者十一二。”又說，“當此之時，凡有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俾學商賈，謂讀書而多困究，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30]
黃鑒輝教授認為“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或“山右大約商賈居首”是對的。沒有這種習俗或觀念，山西不可能有那麼多的人經商，其人民也不可能改善家庭生活並積累相當的財富，而使山西成為全國一個比較富裕的省份。但是，說隻讓中材以下或下者讀書卻與事實不符。舉凡從商的人，尤其是當了掌櫃和先生一類的中高級商人，也都是比較有學識的；沒有學識的人，要審時度勢，抓住機遇，開拓進取，或是運籌策劃，研究市場信息和消費者心理狀態以及需求，把生意做活做大，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僅那些有經濟力量的農家重視子弟上學讀書，就是那些世代為商的人家也十分重視子弟的文化教育，像太平縣南高村劉家的劉篤敬，祁縣城內渠家的渠本翹，太穀縣北村曹家的曹克讓，榆次縣車輞村常家的常讚春、常旭春等商業家的子弟，都是清未有名的紳商，為創辦山西的近代機器工業做出過很大貢獻，有的甚至成為山西商務局的紳董和山西大學堂的監督。
既然如此，為什麼封建統治者卻指責山西人不讀書呢？這主要是對讀書的理解不一樣。山西人所理解的讀書是學習經商掙大錢的知識，封建統治者所理解的讀書是學習經邦治國中進士的知識。應該說，山西人是很重視對子弟的文化教育的，隻是不願意讓子弟考取秀才、舉人、進士，為仕途而奔波罷了。和傳統的耕讀生活相比，經商更具複雜性，做買賣尤需專門文化知識和智慧，如在進買貨物、出售商（產）品時，要計算成本與利潤、設法合資或借貸，要繳租納稅、訂立合同、換算貨幣、典當抵押，甚至還要處理與政府關係，進行商務訴訟……這類活動中，文化上的優勢，尤其是能寫會算，肯定大大有助於經營。正因為此，人們欽佩商賈治業的才能和智慧，說“店麵上一發來得，（坐賈會計）真個是不由科甲的狀元，不做文章的秀士”[31]；讚揚他們高超的經營技巧：“不屑屑錙銖計，而衝險駕峻若履坦夷……抱負雄奇，視險如安，蹈危如易……逸智中材以降不可同年語矣！”[32]“其握算，如析秋毫；其計贏得，如取諸外府；其發也，如賈大夫之射雉；其掇之也，如丈人之承蜩知言矣。”[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