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在晉商茶業衰敗這個問題上是不能多怪清政府的。畢竟商人是不能選擇環境的，隻能順應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自身的戰略和策略。要承認此時的清政府自身實力有限，無力有更大作為，無力保護晉商這個事實。當俄國利用清政府深陷第二次鴉片戰爭，無力他顧之機，提出越過恰克圖直接來內地貿易的要求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官員們在百般阻擋不成的情況下，隻好允許其赴天津貿易。但考慮到“俄國商人向在恰克圖等處邊界貿易，必須華商轉運茶葉至恰克圖與俄商彼此換貨，是茶葉實為北口外華商一大生計，今既準其進口貿易，若不照洋稅從重征收，則華商之生計頓減”，為此要求俄商照各海口總例一體進行。但俄國公使“堅稱陸運費用較重，斷難照各海口總例一律辦理……臣等與之反複爭論，幾至舌敝唇焦，而該使於一字一句之間，利己者益之，不利己者去之，是以疊經屢易，數月之久而不能定妥。”[5]由此看出，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官員是有保護晉商之心的，且做了許多努力，但由於“弱國無外交”，最後不得不在壓力下妥協。當然，也得承認清政府國際化眼光不夠，未能在不利的情況下尋找出正確的前進方向這個事實。作為晉商，在政府能力、實力不濟的情況下，隻能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實力。
晉商曾希望像俄商一樣經漢口走水路到天津，再從天津經陸路轉運到俄羅斯，但這一計劃卻遭清政府的橫加幹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如何看待這件事情呢？應該說，這確實清政府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然而清政府這樣做，原因還是一個：增加稅收，解決燃眉之急。既然外企有國際背景，清政府不敢在約定之外多收稅，隻好加重對本國商人的稅收了。當然，這也說明清政府沒有全球化的眼光，沒有在局勢不利的情況下傾舉國之力培育幾個拳頭產品和拳頭企業。另外，要走水路，需要用外商的船，假若俄羅斯和外輪串通，對中國商人收費更高，或拒絕運送中國商人的產品，晉商的計劃還是實現不了。由於當時市場競爭的秩序遠不像今天這麼規範，發生這種情況的概率還是很高的。比如，同時期的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為了打敗競爭對手，在向相關產業—鐵路和銀行投資時，就明文規定不許給競爭對手運貨，不許給競爭對手貸款。再如，20世紀20年代，山西保晉公司要將煤運到天津口岸，需要經過法國人經營的鐵路運輸，法國人對保晉公司的收費就遠遠超過對其他外國公司的收費，從而大大提高了山西保晉公司的運營成本。
這說明什麼呢？流通優勢的喪失，意味著晉商長途販運事業的風光不再。晉商要挽回劣勢，惟有轉向生產領域，在生產領域建立起自己的競爭優勢，這樣就能夠做到揚長避短，這就是時代所要求的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晉商所以沒有轉化過來，原因就在於製度經濟學所揭示的路徑依賴的作用。眾所周知，晉商是靠流通成功的，在這方麵也自認為最具競爭優勢，當茶葉的采購壟斷被打破後，晉商可有兩種選擇：或轉向生產，成為生產專家；或繼續在流通領域做文章。晉商受“路徑依賴”的影響，選擇了後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初走起來不錯，但由於缺乏物流優勢，結果是越走越艱難，直至全軍覆滅。
三、金融業的衰敗
金融業是風險極大的服務產業。其經營特點是一手抓存款，一手抓貸款。抓存款好比是采購，抓貸款好比是銷售。金融業的贏利主要來自於存貸利率差。當金融業的貸款有良好回報時，金融機構付得起存戶的利息及存款；而當貸款不具有良好回報前景時，別說利息付不起，就連存戶的本錢能否拿到也成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存戶出於保證自己利益的考慮，一旦發現前景不妙，在恐懼之下，會蜂擁前去提款，從而引發擠兌風潮。金融機構即使在盈利最好的時候也是經不住消費者的蜂擁提款的，因為它將大部分的存款都拿去貸款了，而貸款的歸還是有期限限製的，在這種情況下，它拿什麼來應對消費者的擠兌呢？而且，擠兌風潮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隻要一家金融機構發生問題，大家會懷疑其他金融機構也會發生問題，於是慌忙趕去提款，從而使擠兌風潮向更大的範圍擴散。無疑，擠兌是金融業最大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