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農業政策，曆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群眾，以致造成現在的困境，主要是長期陷在單純再生產坑內，一遇荒年，連單純再生產也保不住。我們也有過幾年竭澤而漁(高征購)和很多地區荒年保不住單純再生產的經驗，總應該引以為戒吧。現在雖然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最好地同時為國家的辦法，還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老話)的口號，究竟能否持久地認真地實行，我看還是一個問題，要待將來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夠解決。
——《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8頁）
名句溯源：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出自《論語·顏淵》：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難點注解：
《論語》中記載的並非完全是孔子的話，這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就是出自其弟子有若之口。《左傳》記載：魯哀公十二年，魯國發生蝗害，又加之連年用兵，國庫空虛。魯哀公於是向有若求政。有若反問：‘徹’“為什麼不實行每畝抽取十分之一的稅法呢？”魯哀公回答：“現在國家每畝抽十分之二尚且不夠用，怎麼能實行隻抽取十分之一的‘徹’法呢？”有若說：“百姓富足了，國君怎麼會不足？百姓不富足，國君又怎麼會富足呢？”有若這番言論，很顯然體現了儒家倡導“政在使民富”的思想。儒家認為，“苛政猛於虎”，他們反對濫征苛捐雜稅，主張藏富於民，如此，“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朱熹語）。
摘用賞析：
經曆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決定在製定“三五”計劃時，改變過去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大力發展農業，著力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並將其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1964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並原則同意的《第三個五年（1966—1970）計劃的初步設想》即貫徹了這一思路。人們形象地把這個計劃稱為“吃穿用計劃”。
然而，這個計劃很快就被當時複雜的軍事形勢打亂了。上世紀6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不斷進行軍事騷擾，反攻大陸的口號甚囂塵上；中蘇關係急劇惡化，很可能演化成軍事衝突；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亡社會主義之心不死；鄰國印度也於1962年10月悍然向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入侵。在嚴峻的軍事形勢下，毛澤東認為，經濟建設在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先導的方針下，還要考慮打仗的需要。6月6日，中央工作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認為在加強農業生產、解決人民吃穿用的同時，應迅速展開三線建設，加強戰備。《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一封信》就集中體現了這個思路。
1966年3月，毛澤東在關於各省發展農業機械化問題給劉少奇的信中，用七個字對“三五”計劃的方針任務作了高度概括：“備荒、備戰、為人民。”毛澤東認為，發展農業機械化應與這三者聯係起來，並詳細闡釋了具體的做法：“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蓄，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於擴大再生產著想。”隻有這樣，才能動員群眾，為較快地但是穩步地實現農業機械化計劃而奮鬥。接著，毛澤東列舉了蘇聯農業政策失策的原因，也指出了我國農業政策過去存在的問題。最後，他摘用“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句古語，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在實際工作中要特別認真處理好“為人民”與“備戰、備荒”之間的關係，切實解決實際問題。
今天，毛澤東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多年了，但關於他農業機械化思想和“三五”計劃方針問題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息。千秋功過，我們暫不評說，僅就他“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思想來看，這與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相通的。直至今天，在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這種主張藏富於民的思想仍有著重大的曆史借鑒意義。